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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这里的“清和斋”、“延古斋”、“大观斋”、“博韫斋”、“雅文斋”、“大古山房”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外庄。

但凡逛琉璃厂,登莱普必带梦璋出入这些店铺。其中“清和斋”最常去,这里“俏货”多,据说还曾经倒腾过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头。其实盗卖国宝,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是犯法的,所以总是暗中经营,从不敢公开。登莱普“贼”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有机会得到一件,一直到他悻悻回国都念念不忘这件憾事。可天长日久,梦璋却和这些店铺里的伙计们交上了朋友。

说到东交民巷,更是一处充满传奇的地方。

东交民巷原名叫“东江米巷”,是明清两代天安门前“五府六部”的所在地。清朝时期,这里有兵部、工部、太医院等衙署和一些王府宅第,康熙至乾隆年间,此地盖过两处宾馆,一曰“四译馆”、一曰“会同南馆”。是给当时俄罗斯、缅甸、朝鲜、尼泊尔等国“觐见使臣”的临时住所。

可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占据此地,英军占了这里的梁公祠(当时俗称河西府),法军占了台基厂南口的庆公府。据梦璋的笔记上说,洋人还在这些府第的门前用铁链子设置障碍,不许中国人靠近,所以当时人们都称这里为“大铁链子”或“鬼子府”。

英、法两国驻华公使率先在这里建起了使馆之后,就擅自把“江米巷”改为“侨民巷”,北京人把它给念白了,叫“交民巷”。   1900年的“庚子之变”,义和团杀洋人、烧教堂,倒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一回,便将这里改叫“鸡鸣巷”,据说是取自《推背图》中的“金鸡啼后鬼生愁”一语。

然而,有些市井贫民还嫌不过瘾,便四处地贴告示、粘标语,干脆把这里叫做“切洋###巷”。此种叫法虽然是有点儿“那个”,但却充分体现着当时民众的大鸣大放意识。别忙,这“意识”似乎还有些让人熟悉——想起来了,“文革”的时候这里不是叫“反帝路”吗?但红卫兵小将就显然嫩了点,没老祖宗们喊的那么解渴。有学者做解释说:这历史是“螺旋式发展”,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没过多久,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这一带彻底变成了殖民地。“鸡鸣巷”也好,“###巷”也罢,最后又改回了“交民巷”。不仅如此,还把附近的台基厂改称为“马可波罗路”,台基厂头条改为“哈特路”(前些年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块嵌在墙内用外文刻写在石头上的路牌),二条改为“俱乐部路”,三条改为“拉布司路”。当时的柴火栏胡同改为“布格瑞奈路”,洪昌胡同改为“南怀人路”,东交民巷东口改为“大和街”……这里整个变成了一张“世界地图”。

这地方跟文物、古玩有关系吗?太有啦!从保存在这里的太医院宋代石经、元代的针灸铜人,户部遗存的明朝“样银”到清代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副本等都被列强悉数洗劫一空。而且当时中国最大宗的古玩“生意”,也大都是发生在这里。

“庚子”之后,东交民巷里设立了不少外国银行,有美国的“花旗银行”、“盐业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以及俄罗斯的“道胜银行”等等五花八门。这些银行雇佣了不少华人当“买办”,专门从事贷款和文物抵押的勾当。押来押去,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死押”,无数的古董珍玩轻而易举地就进了洋人的口袋。

据说北洋政府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弟弟曹锐,这位当时直隶省的省长,就曾把大量的珍玩押在了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因为东西来路不干净,所以没敢用真名实姓,只是胡诌了几个“堂号”。民国初年曹锐栽在了冯玉祥的手里,自知罪孽深重,畏罪自杀。于是这批宝贝便是“死无对证”,白白地便宜给了那些“黄毛儿法兰西”。

那《平复帖》的遭遇也和这里有干系,这幅出自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之手的珍贵遗墨,曾被历代帝王美誉为“国之重宝”,以至于乾隆皇帝在御制“三希堂法帖”时将此列为卷首。清末传到了恭亲王奕手里,结果被其后人押给了这里的外国银行,换成“零花儿钱”了,眼看着抵押期限已到,幸有张伯驹先生的爱国义举,以重金“赎回”,要不然不定又落在了哪个外国“丘八”的手里。

再说说我们宣统皇帝大婚的时候,由于清政府“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内务府早已是囊空如洗。于是将清宫里的文玩珍宝,搜罗了40多箱子,抵押给了这里的“盐业银行”,贷了一笔款子。咱家皇上倒是凑合着把媳妇儿给娶了,可珍宝拿什么去赎回来?结果又都变成了“死押”。把那帮“红毛儿英吉利”给美得呀,估计连鼻涕泡儿都乐出来啦!

据说这批国宝最后大部分都奔了美国著名的“大维德基金会”,没有签证您想花钱看都看不着。这个鸟基金会是“大维德”还是他妈“大缺德”,让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去评这个理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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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牌儿车”与东交民巷

作为“资深”的鉴赏家,神父登莱普怎么能放过这些机会呢,或许是受雇于西方某权利机构,他频繁地出入这里,当然没忘记带上梦璋。那个时候国人常说的“切肤之痛”,梦璋应该是其中感受颇深的一位吧。

当时出入东交民巷跟出趟国也差不多,您想呀,这里是租借地,已然成了“人家的地盘儿”。有多大规矩姑且不论,就连乘坐的人力车都跟别处不一样。

那时京城里的人力车分为两种,一种是“白牌儿”,一种是“蓝牌儿”。白牌儿的在租借地,专拉洋人,这些车无论是刮风钻胡同,还是下雨跑大街,来来往往从不受中国警察的制约。虽然也是两条腿跑的人力车,可感觉比谁都牛×。

蓝牌儿的则是普通市民的交通工具,不仅不能靠近租借地,就连在附近“揽座儿”都不成,动不动还是警察撒气的对象。所以梦璋他们,必须是先坐蓝牌儿进城,再改乘白牌儿进租界地。

有一回梦璋就碰上了个特让人撮火的事儿,几位洋大人坐着的白牌儿车刚驶出租界,迎面就溜达过来一位中国警察,可能是为了讨好洋人,这主儿冲着白牌儿双脚一磕,抻着脖子大叫驴似地喊了一声:“立——正——!”

不承想赶上今儿个洋大人心情不好,隔着车篷子扔出一句话:“够奥特(滚开)!”用北京话讲这叫“烧鸡大窝脖儿”,把个警察大爷气得直抓后脑勺。您说巧不巧,正好又过来一辆没长眼的蓝牌儿车,被他一把揪住,说:“这地方也他妈是你能走的?”抬起手就是一大嘴巴;说起来真能把人给气死。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说这“媚外”的劣根性就彻底杜绝了吗?我不敢苟同。不信您注意一下,现在同样都是在马路上跑的汽车,那些挂“黑牌儿”的使馆车、外企车就比咱爷们开的“蓝牌儿”车得儿蜜多了。谁我也不敢指责,只是真心希望,那看人下菜碟儿的现象,愈少愈好!

“拳变”在即

前边既然说到了“庚子之变”,这里就有不少梦璋所经历过的堪称是惊心动魄的事情。

所谓“庚子之变”指的是光绪庚子年(1900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他们起势于山东、河北一带,一开始是到处设坛拜会,一会儿生出个“金刀圣母”,一会儿又拜来个“黎山老祖”,矛头直指洋教。

这本来被朝廷称做“拳匪”的民间组织,不知怎么着又被西太后看上了,大加褒奖不说,还派端亲王和庄王亲临斡旋,实际上是想借着义和团的力量抵抗洋人。就此,西太后还发了一道上谕说:“虽五尺之童,犹复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样一来,义和团便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于是乎轰轰烈烈、山雨欲来。

接着教堂被焚、神父被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时候,凡是沾“洋”字儿的都有点人人自危。

有一天,梦璋从教堂附近揭下来一张义和团的“告白”给登莱普看,那上边写着:“护我中原,驱逐洋寇,戮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

登莱普自知大难将临,本想离开“藤公栅栏”躲往东交民巷,无奈身边搜罗的“玩意儿”忒多,舍命不舍财,一天到晚地犹犹豫豫、哭哭啼啼,好几天水米不进,跟丢了魂儿似的。

梦璋瞧他怪可怜的,就煮了一碗面茶给他,总算是让他吃了碗热乎的。面茶吃完了,登莱普的鼻涕眼泪合着芝麻酱、花椒盐儿粘了一胡子满脸,再搭配上一双没了神儿的蓝眼珠子,那模样就跟京戏里的“窦儿墩”差不多。他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拼命地在脸上蹭了几下,您再瞧这块布,立马儿成了一张画坏了的“西洋画儿”。登莱普本来是位特讲究仪表的绅士,这会儿却邋遢得没了人样儿。

梦璋说:“咱就这么憋在这里可不是事儿呀!您还不知道义和团的厉害?”

登莱普在胸前画着十字说:“我对耶稣发誓,我从来没做过伤害中国人的事!”

“您倒是没把人家的孩子给扔井里去!”梦璋指着这一屋子满地的文玩道,“可您弄来了这么多亏心的玩意儿,都快把我们大清国给搜罗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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