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的地方。我已经打停车信号,这时候一个小个子男人开着一辆崭新的捷豹车,白色的,一头油亮的黑发——”
我很不聪明地笑了,并且告诉她说开着捷豹车、头发乌黑发亮的小伙子也不可能在停车的尺度上有额外的权利。但幽默向来就不是玛格丽特的专长。
第二天清晨,星期天,克莱福又要求我到场。首先他盘问我前一晚的事情,然后要我对庄尼说清楚一件事情:巴雷到底算不算是我们局里正式的一员,而如果是的话,是否因加入我们而抛弃过某些权利——譬如说,万一与我们发生争执的话,他的合法陈情权利。我说得有些模棱两可,令他们十分恼火。但是基本上,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已经放弃了这些权利。或者,说得更确实一点,不管他在法律上有没有如此权利,我们都可以骗他作此想法。
也许我早先没有说清楚,庄尼是哈佛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所以兰利没有必要送一堆法律顾问给我们。
下午,巴雷一刻也没安静下来。于是,我们就趁着晴朗的天气,开车到了处女头那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拖船路上散步。我们返回时,我想可以说巴雷已经作完了报告:对于我们那些分析专家都已经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以及他在行动中的遭遇,都被我们以技术上的方法一一查明了。事实上,能够让他报告的,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忧虑所影响呢?我们尽可能地装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怀疑那种会要人命的沉滞气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也许,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涡和泄气的沮丧里,而我们也就跟着他掉了进去。
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武士桥吃晚餐。巴雷的态度显得既温和又安静,使奈德认为(其实换了我,也会这么以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汉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维多利亚街靠东希斯路的一栋公寓里。我们在那儿设的监听岗哨就在这栋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对年轻的夫妇负责。这一户中原先的住户已经被我们暂时转移到别处去。十一点左右,那对夫妇向我们报告,说巴雷独自在屋里走动。他们听得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因为奈德已撤离监视器。他们说,他一直不断地对自己讲话。当他拆开邮件的时候,我们清楚地从监视器上听到一连串愤慨和诅咒。
奈德对他的这种表现始终无动于衷。他已经读过巴雷所有的信件,知道其中并没有什么好费心去防范的内容。
清晨一点钟,巴雷打了电话给他在格雷丹的女儿安西雅。
“ig是什么东西?”
“是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里面没有厕所。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坐‘泰坦尼克号’横越大西洋,你会怎么样?”
“只能走一半吧。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拿袋鼠和羊交配,会生出什么东西?”
“我是在问你莫斯科到底怎么样?”
“像一件毛背心。你那位讨厌的丈夫近况如何?”
“他现在睡了,但是睡得不好。你带到里斯本的那个俏佳人怎么样了?”
“已经雨过天晴了。”
“我想她是蛮认真的。”
“她是,我不是。”
巴雷接着又打了电话给两个女人,第一个是他的前妻,他仍然对她保有探望的权利,第二位我们手边并没有资料。这两位女人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即使有心,也没有能力给他任何慰藉,因为她们此刻都躺在自己的男人怀中呢!
在一点四十分的时候,这对夫妇报告,巴雷卧房的灯光熄了。奈德总算是放心地去睡了,但是我在自己的公寓中,却了无睡意。我的脑袋中充满了对汉娜的回忆,巴雷在武士桥给我的印象亦掺杂其中。我想起了他谈及卡佳和她那两个孩子时的惺惺作态。我把它拿来和我不断否定对汉娜的爱作比较,我又回到了当年,当我对她的爱已经影响到我前程的那些岁月。汉娜看起来嘴角有些下垂,我每隔五分钟,就会看到她天真无邪的样子。她的丈夫如今是否带着她婆娑起舞?想到这儿,我笑了。我推测,他喜欢拥着她团团转,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应该带着巴雷那种超脱的口吻才对。说实在的,在我心中,那团秘密的火种已经燃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巴雷回到他的公司上班,但是他也同意,如果我们有需要他澄清某些疑点的时候,他会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去武士桥的那栋房子与我们碰面。这种安排,听起来好像是太过疏于看住巴雷了,其实不然,因为奈德现在正与十二楼那些人处于严重的争执中,很可能一到晚上,他要是还不让步,就得面对那些官僚全力的攻击。
但是就在这时候,巴雷却失踪了。
根据监视巴雷的人捎回来的报告,巴雷约在四点四十三分的时候离开了他在诺福克的办公室,比我们预计的要早了一点。他带着他的萨克斯管一块儿离去。维克娄当时正在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后面的房间里打一份莫斯科之行的报告,对他的离去毫不知情。但是布拉克的手下,两个穿着牛仔裤的小伙子跟着巴雷向西沿着河滨大道走去。当巴雷改变心意,他们也跟他一起穿过了苏荷区,到了一处版权代理常光顾的酒吧。他在那儿待了二十分钟之后,又带着他的萨克斯管,气定神闲地走了出来。他招呼了一辆出租车,这两个小伙子中有一个当时与他距离接近到可以听清楚他叫那位司机载他去武士桥。这名干员通知了布拉克,布拉克又打了电话给当时已经等在武士桥的奈德说:“等着,你的客人已经出发了。”我当时在别的地方,正打着别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