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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一、还乡视事 迎孙来晋(3)

溯自前清入关以来,其第一政策,即以破坏团体为目的,故令各省自为风气,不相统一,久之遂成为一种习惯。厥后留学日多,省界之见,渐渐融化。而又日受外人之激刺,始知园沙之势,不足以恃,于是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始能有今日之良好结果。兄弟甚望我同志坚持此志,不少变更。盖中国现在时世,尚在危险时代,如各自为谋,不以国家为前提,无论外人虎视眈眈,瓜分之祸,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谋,而离心离德,亦难有成。是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大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觊觎。然此种境遇,非从心理入手不可。必人人将旧有思想全行消除,换入一副崭新思想,方能成功。即如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皆系共和未成立以前之名词,今民国成立,目的已达,须将此种旧思想扫除净尽,才可以谋建设。

盖今日是共和时代,与专制不同,从前皆依政府,今日所赖者国民,故今日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必要我四万万同胞,一齐努力,方可造成共和自由幸福。且今日幸福,虽人人皆知,而幸福真谛,究竟尚未达到,此时不过有幸福之希望而已。但既有此希望,即须以此为目的,务必达到,而后可享真正幸福。所以当建设时代,还要牺牲个人,为大家谋幸福。譬如破坏时代,要牺牲性命,今日建设,也要牺牲,且要比从前牺牲加倍。如不能牺牲性命,不能牺牲权利,则真正之自由幸福,即万万不能达到。所以兄弟今日甚望大家努力前进。勿谓破坏时代须牺牲性命权利,建设时代即可不必。此是兄弟今日之希望,我同胞其加勉之!

9月19日中午,中山先生出席山西农工商学界在劝工陈列所之欢迎会,演讲“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全文如下:

前在日本之时,当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力,迅疾造成也。然革命虽成,而吾侪不能暇预,以天下事往往破坏易而建设难也。今日最要之事,乃各省当统一是也。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重行建立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庶民国数月来外患迭生险象,消灭于无形。各省尤当消灭意见,联合为一。惟各省意见之深,大约系有奸人从中拨弄,阻各省之联合,以图遂其阴谋。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有一种理想,以为各民族如能联合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回国后咸宣扬此说之真理。各省人士,当实行此义,勿为奸人离间。又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9月19日下午,中山先生于阎都督欢迎会演讲“山西赞助共和之功”,全文如下:

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今非享福之时,尚须苦心建设十年后,方可言享福。文摒弃一己权利,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愿与各位共勉之!

9月20日,孙中山先生因连日劳顿,小有不适,除赴山西国民党党部指示具体有关国会选举事宜外,余时均在行辕休息,接见来谒各界人士。21日上午孙中山先生离太原,临行前向阎锡山嘱咐:“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革命基地”。当孙中山先生由行辕来到新南门以至火车站一带,欢送的人们较18日更多。孙中山先生深为感动,在火车中再三向阎锡山派出恭送的谷思慎、梁上栋说:“山西素称闭塞的省份,革命况能如此神速,今所见者都是新气象,且有天赋之煤铁富源,山西前途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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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还乡视事 统一军政(1)

孙中山来晋,对阎锡山鼓舞很大。追忆孙中山的嘱托,他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不小。但那时,他年轻气盛,面对复杂的国内形势和百废待兴的山西局面,没有表现出气馁和退让,他愿意按照孙中山的重托,挑起巩固山西革命阵地这副担子,并建设好山西。

他首先抓的是军政方面的建设。在无成规可循的情况下,他效仿日本军事设置,把军令与军政分开。设立两个司,一个是参谋司,任命孔繁蔚为司长,掌管军队教育及作战计划等事项。另一个为军政司,由黄国梁当司长,掌握军队的补充、编制、装备等事情。另外设有秘书厅,开始任命赵戴文为厅长,后改由刘锦训担任,并任命李德懋为官长。还设有粮服局,由南桂馨当局长,主要是筹办粮秣服装。这样,省一级的军事机构即初具规模。

为了统一军政,阎锡山努力削平山头。在他辗转晋北时,副都督温寿泉活动于晋南,并成立河东军政分府。南北议和告成以后,温寿泉即致电袁世凯,请撤销副都督名义,撤销河东军政分府。阎回太原后,即派马开崧等去运城欢迎温寿泉回省,并任命他为军政司司长,调黄国梁为都督府参谋长。但是,河东军政分府的实权掌握在旅长李鸣凤和观察使张士秀的手中。他们因对阎锡山持不信任态度,反对山西全省的军政统一,要求温寿泉向阎提出扩编一个师,由他们掌握,阎锡山非但没同意,并立即电北京政府派毅军将李、张抓起来。这样,晋南的山头被削除。在晋北还存在着忻代宁公团,有数千众。这个不小的山头,还得到谷如墉、杜上化的支持,势力颇大。公团团长续桐溪等在孙中山来晋前(孙曾拜访了续)也要求改编为正式军队。阎为统一军政大权,派田应璜、梁上栋到崞县,与续磋商,终于解散了公团。为了照顾到“山头”,阎“乃以巡警道一席让给续桐溪,另以弓富魁任都督府顾问,其余公团领导人员,分任各县警官职务。”

在军队整编方面,阎锡山为了加强战斗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山西在辛亥革命前仅有两标,即85标和86标(也称一标和二标),太原光复后扩充为四个标。后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民军队伍不断扩大。阎锡山重返太原后,按北京政府核准整编一师,任命孔庚为师长。师统辖两个步兵旅,旅长一由孔庚自兼,另一为刘樾西。旅下面辖两个团,共四团,团长为张培梅、倪普祥、赵守钰、台寿民。师又直辖骑兵团、炮兵团各一个,团长分别为张树帜、高树勋。另辖工兵、辎重各一营。部队大部分驻守在太原等地。临汾、大同为山西南北重镇,均设有镇守使驻守,并各辖步兵团一个,在长治也设有镇守使,辖一个步兵营。

为了培养军队的领导骨干,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阎成立了将校研究所。任命赵戴文为所长,路福保为副所长。所内有100多人,分编为4个队,这些人大多数是整编军队时编余的军官。这个研究所着重研究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等问题。后来又成立了军事教育团,训练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青年及由军队中挑选的士兵,培养部队担任正副班长的骨干。教育团前后训练培养了1000多人。另外,阎锡山还组织了精武社,任命李德懋兼任社长。精武社招收小学文化程度的学生百余人,学习武术。精武社为军队输送了一部分力量,马弁连和卫队营就是以精武社为基础,挑选而组成的。这对尚武之风和提高晋军的战斗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还乡视事 统一军政(2)

在民政方面,袁世凯同意任命周渤为民政长,管理民政事务。民政长以下,阎锡山任命张瑞玑为财政司长,解荣辂为教育司长,刘锦训为司法司长,王大祯为实业司长(原名劝业道),崔廷猷为内务局长,邵修文为高等审判厅厅长,王懋昭为高等检察长,南桂馨为巡警道(后让位续桐溪)。此时,省咨议局不再存在,而另设民意机构。由士绅临时设立“国民公会”,由谷如墉任会长。不久,又取消“国民公会”,组织临时省议会,作为正式民意机构。议会的议员由每县推选1人组成,但在推举过程中,首先在省城的各县人士中选择,省城选不出的再由县里推选。选举结果,杜上化为议长,王用宾、陈受中为副议长。1912年冬,临时参议院和各省省议会同时改选。临时参议院将按规定改为参众两院,而参议院的议员由省议会选出。所以这次省议会的改选至关重要。山西知名人士谷如墉为省选举总监督,各县成立选民调查所,各县的选举由知事任监督,全省分太原、宁武、大同、平阳、潞安、归化6个复选区,各区知府为复选监督。最后,全省共选出省议员120人,候补议员120人。在选举中,谷思慎、贾景德、梁上栋等人积极活动,想击败杜上化。但是,杜上化等人的势力较强,选举结果杜上化仍然当议长,而副议长则由高洪担任。

军政、民政虽已统一,政府规模亦初具,但是政府机构里的人员思想极为复杂,互相矛盾,最突出的是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他们互相倾轧,互相排斥。新派一般说来,青年少壮,读书出身或留学生,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思想进步,谷思慎等人即是。旧派年老居多,为科举出身或是前清官吏,思想落后、保守,甚至反动,如谷如墉、杜上化等即是。新派的人“骄纵自恣,直闹到路人侧目,官府也不敢问”。 如谷思慎是山西第一个参加同盟会的人,也是同盟会山西分会的负责人,经常对别人说:“*是我家创下的。”这种居功自傲已到了狂妄的地步,别人在他的眼里只是沙粒一颗,没有什么了不起。旧派则认为,他们对山西的光复,稳定人心,维持地方秩序,也有不小贡献。旧派根深蒂固,势力强大。如杜上化就想把那批新派青年一齐赶走。阎锡山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从稳固自己的地位出发,权衡利弊,左右逢源,既照顾到新派的根本利益,又拉拢和利用旧派。为拉拢旧派,他对旧派貌上极为恭顺,一些政治事务都先请教他们,并支持旧派当民政长。谷如墉卸任民政长时,他竭力赞成前清进士、曾任黑龙江省民政长的赵渊接任。在赵以疾而辞时,他又一再敦促继续担任。在财政司长张瑞玑因受新派嘲弄拂袖而去时,阎又一再做工作。这对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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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还乡视事 厉行革兴

阎锡山在太原重掌政权后,顺应时代潮流,也曾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

当时,由于受清朝统治者的奴役,男子必须梳一根长长的辫子垂于脑后,虽然革命了,仍把辫子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宝贝。因此,革命党人就把剪辫子看成一件具有反封建奴役意义的大事。妇女原先是“三寸金莲”,身心备受摧残。放脚自然也被革命者视为一项势在必行的社会革兴。

阎锡山从1912年起,就通令全省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脚,并提倡兴办学校。为了试行,他首先要求在他的家乡开展起来。命令“听从者奖,违抗者罚”。当时,自然引起了一些守旧人们的反对。以致五台、定襄一带,就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胡折腾之意),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

但是,阎锡山没有顾及这些闲言碎语,一如既往在家乡一带推行“新政”(即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阎不但明令五台、定襄各村,把庙里的神像打倒,改作教室,还委任五台县五级村的同乡好友康佩珩负责,联合当地绅士名流林铭山、朱应龙、赵三成等人,在东冶镇(距河边村18里)搬掉“十虎神庙”里的神像,设立“保安社”,以此为后盾,开展放脚、剪辫子活动。

唐佩珩,曾在日本留学,已剪去辫子,他为了身体力行,搞好此项活动,首先从自己家里做起,命令他老婆放脚。他老婆不愿意,他就威胁说:“你不掺(掺,当地方言,“解开”的意思)脚板子,我枪毙了你!”他老婆和他的弟媳妇们在他的威逼下都放了脚。他又让他父亲剪辫子,他父亲思想守旧,指着鼻子骂他:“叫你到东洋学本事,想不到你回来却要我的命。”他哀求说:“你不剪辫子,我就不能出去办事,你剪了,我就好办了。”他父亲和他5个弟弟在他的动员下,都把辫子剪了。这样,他在五台东冶、建安一带,大张旗鼓地开展剪辫子、放脚活动。

当时,东冶镇宋拐子的老婆带头放脚,受到阎锡山的大加赞扬。他让宋拐子的老婆进行现身说法,到各村督促女人放脚。还利用东冶二、五、八日赶集的时机,在过往行人要道,设立关卡,派保安社的人,带着剪刀,强行给路人剪辫子。他们见人就剪,逮住的就给剪了,逮不住的就跑了。剪辫子在当时思想阻力确实很大,被剪了辫子的人,哭哭啼啼,生怕清朝复辟后杀头,白天到村外躲避,晚上睡在房顶上。经过一段时间后,剪的人多了,人们才渐渐想开了,见他人也不以为然了。

男人还算开通,女人放脚引起的震动更大。经过保安社的宣传以后,滹沱河北面的东冶、槐荫等村还不至于强烈反对,滹沱河南面的河边、建安等村,反对得相当厉害。他们说:“阎锡山实在管得宽哩,连女人的脚也要管。”河边村反对得最凶。河南面各村会打拳的人不少,光河边村就有16个标头(武术师傅),每个标头手下都有几十个人。他们以河边村曲汝霖(豪绅)和宋周全(屠夫)为首,组织了邻近各村的1000多人,包围了阎府,打算进去烧房子、杀人。后经村里的老年人出来调解,才没有出事。以后,他们又手持刀枪、棍棒、铁斧等武器,挟持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并从南街西街分两路进到东冶镇,反把保安社团团围住,扬言要砸烂保安社,杀死康佩珩全家。那时,保安社人手不多,见他们来势汹汹,没一人敢出院。康佩珩、赵三成冒死站在屋顶上,向弄事的人演讲,劝其解散回家。这时,北涧村田某蓄意闹事,扔石头砸康、赵二人。另一些闹事的人抱来了柴草准备烧保安社。保安社的人先是开枪警告,然闹事者不听,双方发生械斗,保安社二人被打死,张家庄康复乘机夺得一支步枪,杀死一名邮递员,继向保安队射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唐佩珩只好下令开枪还击,闹事者才吓得四处逃散。过了两天,阎锡山派人把曲汝霖、宋周全抓走,并令将曲正法、令宋陪桩。从此,再没有人敢抵抗放脚了。保安社出告示,制定乡规民约,维持社会治安,除暴安民,终于打开了局面。这样,时间长了,女人放脚渐多起来,自然也就习惯了。

除了在山西全省推行剪辫子、放脚之外,阎锡山还主张兴办学校。以后他于1915年曾自己出资在河边村兴办了两所小学校,聘请大建安举人徐一鉴先生任校长,郭琅任庶务主任,段作霖等任教员。修建教室、自习室、寝室、仪器储藏室30余间,购置体育器械、标本仪器480种,中西书籍几千种,以及所需要其他设备若干。初招52名学生,免费上学。

一、还乡视事 广报恩泽

阎锡山当了都督后,曾几次回家乡广报恩泽。

首先是亲到外祖母家报养育之恩。据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定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的《阎锡山与家乡》一书记述:

那天,阎锡山身穿礼服,由乐队前导,仪仗队及随从人员簇拥着,从文昌堡出发,穿过石沟街,走向小堡。沿路上,有人不住地放鞭炮,噼噼啪啪响个不停。还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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