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汪精卫谈到北平发生的事变,说了三点:一、形势危急;二、政府困难;三、精诚团结。日后的巨奸,谈起国难,说到动情处,倒也像那么回事。
何止是像那么回事。
历史往往复杂到令人苦笑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下野,紧接着上海又发生事变,汪精卫接替无力应对的孙科,当上行政院长,当时他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叫张学良出关收复失地,但张不买他的账,汪指挥不动张,只能干瞪眼。没多久,汪又兼着做了外交部长。在那个年头,这个活可不好干。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冲进办公室的青年学生砸得头破血流;《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又被袭击。汪家人说别做这个官,汪也唯有摇头而已。果不其然,1935年底他就被激进青年差点打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一天,召开了四次六中全会。这天大早,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去拜谒中山陵,回来后在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大厅开会(湖南路)。经过短暂的开幕式,大家出来在门口合影。一百多名委员分五排站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他身边是林森、孙科、张学良、孔祥熙等要人。记者们见大员站好,就开始拍照,一时间,镁光灯闪烁不断。9点半过后,拍完了。委员们往回走。在汪精卫转身时,记者群里跳出一人,一边往前跑,一边说:汪先生!汪先生!
汪精卫下意识地一回头。
那人已手枪在握,大叫一声:杀卖国贼!
冲着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都打在汪精卫头上和身上。大厅里一时炸了营。后面的记者和前面的政要四散而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别看上了岁数,竟一下子冲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刺客,不管刺客怎么挣扎,这老先生就是抱着不放。张学良正站在旁边的台阶上,也惊了。很多时候,在政令上,小张是不听汪精卫的,但这时候不知哪来的劲儿,小张冲回来,一个扫堂腿把刺客放倒在地,手枪也摔了出去,在他要起来时,赶过来的侍卫对着刺客连发两枪。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激进青年孙凤鸣。
孙凤鸣一枪打进汪精卫的左颧骨,一枪打穿左头骨,一枪打在肋骨。打在肋骨的弹片最终没取出来,1944年引发炎症,导致死亡。
当时蒋介石在哪?大家到外面合影,汪精卫已上楼叫过一次蒋了。据说,蒋突然灵异地有种“不祥之兆”,所以没下楼。这有点八卦了。实际上,近一段时间,蒋介石提高了警惕。他知道这个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开的。对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妥协,从对日策略的角度说,他蒋介石可以有千万条理由,但民众不管那些,尤其是青年学生,都有一腔怒火。九一八事变当年,蒋介石就在庐山山道上遭枪手袭击。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这个会上留了个心眼。汪精卫没请动蒋,只好自己下去,没想到真挨了子弹。
事件发生后,一生视汪精卫为宝贝的汪妻陈璧君,大吵大闹拿脑袋撞蒋介石。可怜的蒋委员长还真就说不清了。大家都出来照相,你为嘛不出来?再加上蒋汪两个人争斗了十来年……当然,如果稍微动一下脑子,你就没办法怀疑,因为即使是个傻瓜也不会作那样愚蠢的安排。但当时很多人不管这些,抓住风就是雨,后来的第二号和第三号汉奸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肯定地说:这必定是蒋先生干的啊!就连李宗仁也从广西发电报过来问:委员长,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说说吧。
当时的蒋介石十分郁闷。他立即把陈立夫叫来,叫他限期破案。陈立夫、陈果夫是革命元老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对蒋介石又有知遇之恩。陈立夫召集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安顺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黄埔军校6期,浙江江山人)等人侦破此案。
虽然孙凤鸣死了,但由于几位高手同时出动,最后还是搞清楚了:孙凤鸣,1905年生,安徽滁州人,曾在第19路军干过,参加了1932年上海之战,刺杀与党内人士无关。拿到结果,蒋介石长出一口气。
孙凤鸣身中两弹,因临近心脏部位,转天就死了。即使不中弹,孙也活不久了。因为在出发前,他已服下两颗大烟泡。也就是说,他没想活着回来。
那个年代,各有各的悲壮。
汪精卫虽脑袋上、身上中了三弹,却侥幸活了过来,你说这跟谁讲理去?
汪精卫一生跟刺杀有缘。年少时,他作为刺客,赴京刺杀清朝摄政王,虽没成功,但却一举名满华夏,尤其是入狱的那两句名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让他一下子拥有了众多热血沸腾的“粉丝”。但后来,不知怎么着,他就从刺客变为被刺对象。不过,作为民国“四大美男”之首的汪精卫,命还真是大。除这次外,抗战爆发后广为人知的军统越南河内刺汪时,他又躲过一劫。当然,从那以后,他彻底走上不归路。
现在,望着主席台上的汪精卫,谁又能想到几百天后,他就成了汉奸的首席!“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洒脱背影,最终化作一缕历史的黑烟!
扯远了,但也不远。
接着说谈话会。
紧接着,张群告诉大家,谈话会分四个组,围绕着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进行恳谈,南京的政府官员分散到各个小组,跟大家沟通有无。
分组讨论时,虽然很多人谈到七七事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还照样谈怎么进行国民教育、扩大新闻自由,乃至于制订宪法等问题。比如,上海来的代表就对北平的事不怎么关心,似乎习惯了中日间发生点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