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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页)

苏联该担心什么?只有它自己的萎靡、松弛与懈怠。

——莫洛托夫,1972年5月

1979年的圣诞夜,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大批苏联的机械化部队越过泰尔梅兹市附近阿姆河上匆匆搭起的浮桥,开始进入白雪皑皑的阿富汗群山之间的幽暗峡谷。苏联公民从国外的短波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尔法”和“别尔库特”精英突击队猛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Amin)的宫殿,杀死了阿明及其家人和卫兵。克格勃成立了以阿富汗流亡共产主义者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Karmal)为首的傀儡政府。几天后,苏联的塔斯社宣布,此次入侵的原因在于极度复杂的局势,“这种局势将阿富汗革命的果实和我国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这个消息就连苏联大部分对外政策精英也感到意外。研究这一地区的专家对于此次入侵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杰出的学者们立即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老人的严重失策。阿富汗在历史上就是个不可征服的地方,那里生活着极端排外的穆斯林山民。不过,对于此次入侵公开表示抗议的只有一个平民,那就是苏联的异见人士和核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政治局立即把他从莫斯科赶到高尔基市,让外国记者无法采访到他。

苏联的突然入侵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要远大于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的入侵引发的震动。后者并没有中断欧洲缓和的进程,对于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也很小。1979年的这次就不同了。西欧的反应不一,但美国的报复来得是既快又狠。吉米·卡特(JimmyCarter)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认为,入侵阿富汗可能只是苏联在战略上向波斯湾突进的开端,那里可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地方。这显然立即威胁到了美国最为重要的利益。白宫采取了一连串的惩罚性的制裁措施,冻结并搁置了与苏联有关缓和的大部分协议、谈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卡特甚至禁止将谷物卖给苏联,虽然这样的交易本来是有利可图的。他还向世界呼吁,抵制即将于当年夏季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十五年后,从克里姆林宫的档案中发现的新的证据表明,苏联领导层没有任何进抵波斯湾的侵略计划。学者们现在认为,当时主要是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形势引发了苏联各位领导人的反应。塞利格。S。哈里森(SeligS。Harrison)认为:“阿富汗政局的变化之快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幕僚始料未及。事态的发展令他们身不由己,结果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事后看来,入侵阿富汗的行动虽然在一开始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其实却是苏维埃帝国超负荷运行的最初的信号之一。就仿佛是要证明这一点一样,1980年夏在波兰爆发了革命。作为反共的全国性的运动,团结工会的崛起对于苏联在中欧的地缘政治地位来说,威胁要大于“布拉格之春”。但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决定不派部队,结果让波兰革命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在这一决策中,担心美国人报复只是个次要因素。沃伊捷赫·马斯特尼写道,“在波兰危机中,莫斯科的处置方式并没有受西方任何具体政策的重大影响”。

如果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个灾难性的误判而非进攻性的计划,那是否因此要重新评估之前的整个阶段呢?正如许多有关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书籍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苏联与西方缓和的“高潮”迅速回落的时期。紧张的军备竞赛一如既往,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如此;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1975~1976)和埃塞俄比亚(1977~1978)大打代理人战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非洲之角”战争,“缓和被埋葬在了欧加登的沙漠里”。苏联对外政策的资深专家大多也都坚持认为,在1979年底之前,缓和的势头已经过去了。不过,他们把这归咎于卡特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之间的误解。

仔细考察美苏两国的国内状况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缓和的势头为什么会衰退。在美国,缓和这个字眼到1975年的时候已经变了味,它成了两大政党的许多政治家抨击的对象。在与华盛顿关系恶化的问题上,人们对苏方的态度研究和探讨得较少。本章要探讨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影响苏联对外政策走势和维护苏美关系良好势头方面的能力的逐渐减弱。随着他本人兴趣的减退与健康的每况愈下,官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其他诸多因素就注定了苏联在对外及安全政策上的放任自流和停滞不前,而且危险的是,还把手伸得太长。

缓和与人权

随着1972年岁末的临近,苏美“伙伴关系”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比1945年以来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通过了一项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临时协议。10月签订的苏美经贸关系的一揽子协议,为苏联在对美出口方面的非歧视性贸易地位以及美国在对苏出口方面的官方信贷支持扫清了障碍。尼克松公开承诺将向莫斯科提供长期贷款。在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的最后阶段,由于美国人与莫斯科的全方位的情报共享,秘密渠道也突然之间变得活跃起来。11月,勃列日涅夫在西方的两个重要伙伴尼克松和勃兰特都再次当选,一个是大获全胜,一个是稳稳当当。

11月20日,勃列日涅夫在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在了苏共书记处。“一切都很好,”他对鼓掌欢迎的官员们说,“不管怎样,到头来获得胜利的是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力量。”勃列日涅夫展望了为商讨欧洲安全会议的筹备工作而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预备会议。由于苏联与西德的和解,勃列日涅夫最后说,“我们推动并参与了欧洲事务的组织工作。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永远不要让它从我们的手中滑掉”。还是在11月,在苏联的坚持下,来自东、西欧的代表们,再加上苏联、美国和加拿大,就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事达成了一致。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它将取代北约和华沙集团,成为欧洲最高的政治组织。

总书记在1973年的上半年收获了苏联外交的丰硕成果。5月,他成为首位访问西德的苏联领导人——几十年来,苏联的宣传一直都在诋毁这个国家,说它是新纳粹主义的老巢。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所见到的一切都兴奋不已,包括自己下榻的波恩附近的居姆尼希宫(PalaisGymnich),以及勃兰特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崭新的宝马跑车。由于两位领导人的良好的个人关系,政治家及实业家之间的谈判也是成果累累:苏联增加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的供应,以换取德国的设备、技术以及梦寐以求的消费品。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而在那里,他再一次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的兴奋和愉快。他游览华盛顿,盘桓于戴维营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的尼克松的家中。他还开着美国车高速行驶,身旁坐着吓坏了的尼克松;他拥抱好莱坞明星查克·康纳斯(ChuckConnors),还像儿童一样摆弄六发的玩具左轮手枪和总统送给他的牛仔腰带。但实际上,此次访问的成果非常有限。在经贸合作上依然没有任何突破。不过,在6月22日纳粹入侵苏联的周年纪念日,当他和尼克松签订防止核战争的双边协议的时候,他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对于总书记而言,这份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是朝着实现他父亲愿望的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却不这样看。他们后来都声称,苏联那样做是为了离间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坚称,他第一个察觉到勃列日涅夫的倡议是“苏联人的花招,居心叵测,是想诱使我们同意放弃使用核武器,因为不管怎么说,保卫自由世界要靠这些核武器”。基辛格甚至写道,这是苏联人耍的阴招,是为了给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找理由。实际上,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认为它纯粹是象征性的。至于它对北约盟友的“分离”作用,他们并没有太过担心,甚至也没有跟西欧人协商。而且在当时,中国人率先发动核战争的能力与苏联人的一样,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在勃列日涅夫的意图与其美国伙伴对于它们的感知(或至少是对它们的描述)之间的这种隔阂,反映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信任的限度。实际上,双方都把缓和视为管制下的竞争,是对冷战的延续,只不过手段没有那么危险而已。雷蒙德·加特霍夫既是缓和的参与者,也是缓和方面的学者。他说,只要有可能,双方都想取得对于对方的单方面优势。当勃列日涅夫欢庆苏联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的时候,尼克松也正穿梭于苏联的周边国家:访问伊朗,想把伊朗国王变成美国在波斯湾的总督;访问波兰,在华约组织中重新燃起反苏的希望。

确保美国的政治家和苏联的统治者继续站在“以实力促和谈”这一熟悉的立场上的,与其说是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国内的政治状况、意识形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签订之后,尼克松力主增加战略武器。当勃列日涅夫在西德的时候,他甚至拒绝讨论苏联即将部署的全新的“先驱者”中程导弹,也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SS-20。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是听从了得到葛罗米柯支持的我们军方领导层的建议,尤其是乌斯季诺夫”。军方对于这些可移动的、高精度的新型导弹非常自豪,并视之为对苏联四周北约基地的期待已久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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