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到任京师,进入内阁和兵部之后,孙传庭欣喜的感受到了现在朝堂和过往的不同。过往,朝中每一个人,即便首辅,也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恐一个不慎,朝为相,暮就成囚了。先帝是察察之君,动辄问罪,熹宗皇帝则不理朝政,魏忠贤专权,朝中所有人都不能自安,几十年来,首辅阁员,六部堂官,走马灯一般的换,鲜少有人能做的长久。
因此,上下气氛甚为压抑。
但现在,不论是进入内阁值房,军机处,还是六部衙门,繁忙中,自有一股安定和向上之心,再没有过往的压抑和浑噩度日。
……
隆武陛下不轻任,也不轻罪,任务交予内阁,视结果对内阁予以奖励或者是鞭策,内阁六部堂官,以稳为主,但有不法,都是交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联合勘察,陛下从不插手,最后所施刑罚,也都是国法所在,公开审理,未有超过者。
也就是说,陛下的喜怒都在预料中,没有天威难测,没有喜怒无常,臣子们可以用本心应对,以政绩应对,而不用绞尽脑汁,去猜测、揣摩陛下的心意和喜怒。
原本监视百官的锦衣卫,现在变成了内情司,不再专职监视百官,而是扩展开来,搜集天下情报为主,同时的,东厂锦衣卫也都失去了直接缉拿百官的权力,但有罪,京师都是刑部都察院派人提拿,各省则是正式的公差。
如此,上下心安。
不过这并不是表示陛下放松了对官员的监督,锦衣卫之外,新设置的审计署和各省的督察院,以及密奏制度,都是为官员新加的镣铐。此外,陛下推行各省按察使的任期固定制,一次三年,三年之后即转任他地,不得连任,按察使不再是巡抚的下属,而是直属于京师刑部,除了负责本省的刑名事务之外,亦有监督巡抚的职责,巡抚不得干预刑名,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加上各省的都察院,等于各省巡抚总督的权力,在地方也有了一些制衡。
陛下继位以来,重在建立制度,其次才是用人。
这是很多人的感觉。
皇帝陛下只把制定国家方针大略、兵部、刑部、都察院、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命的权力抓在手里,其他事务,全部交给内阁,非有大事,问都不问,只在每月月底,接受一次六部堂官的工作汇报。
原本每日都要举行的早朝,也改成了大小朝,也就是三日一小朝,五日一大朝,小朝只有内阁军机处和六部堂官能够见到陛下,大朝时才是全体官员。
也就是说,现在的大明是真真正正的内阁负责制。内阁首辅的权力,几乎已经是等同于过去的宰相。
最初,蒋德璟还十分谨慎,事事请奏隆武帝,但被隆武帝打了两次回票之后,他才安下心来,小事情不再麻烦陛下,内阁六部研议,作出决定,立刻令下面执行,需要披红的,直接找司礼监。
——陛下抓着兵权,司法权,人事权,加上军情司锦衣卫,还有《三文日报》的舆论权,看似抓大放小,但其实内外所有动向都在掌握之中。在孙传庭的这样人杰眼里,这一点,是看的很清楚的。
和先帝事必躬亲、操劳过度不同,因为放权和信任,陛下的闲暇时间多了很多,所以才会有微服出访的事情发生,如果是先帝时期,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
孙传庭本是一个执拗、固执的人,认准的事情,绝不轻易低头,不管面对权臣还是陛下,但几次的宦海沉浮和三年的牢狱之灾,加上年纪渐渐增大,令他的心性有了些微的改变,看事情,对政策,不再那么锋芒毕露,固执向前了。
历史上,孙传庭只所以违背本心,率兵出西安,其实就是改变的结果,因为“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卒乎?”
这是他的亲言。
如果是崇祯十一年以前的孙传庭,宁愿罢官下狱,也是不会出陕西的。
岁月磨平了孙传庭的一些棱角,令他不得不有一些改变,但他骨子里的谨慎和执着,却是始终没有改变。
今世,孙传庭自从出狱以来,小心谨慎,不敢再有错误,隆武陛下继位之后,对他恩遇有重,信任有加,事事以咨询,孙传庭感激不尽,现在又入了内阁,掌了兵部,为蓟辽总督,陛下将复辽的重任,交到了他的肩上,更给了他绝对的权力和荣誉,作为臣子,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阁老,大宁到了。”
一个声音在孙传庭耳边响起,将他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