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
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
悲忆少年时!是的,莘田与我是小学的同学。自初识到今天已整整有五十年了!叫我怎能不哭呢?这五十年间,世界上与国家里起了多大的变化呀,少年时代的朋友绝大多数早已不相闻问或不知下落了。在莘田活着的时候,每言及此,我们就都觉得五十年如一日的友情特别珍贵!
我记得很清楚:我从私塾转入学堂,即编入初小三年级,与莘田同班。我们的学校是西直门大街路南的两等小学堂。在同学中,他给我的印像最深,他品学兼优。而且长长的发辫垂在肩前;别人的辫子都垂在背后。虽然也吵过嘴,可是我们的感情始终很好。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出钱总是他替我付。我家里穷,我的手里没有零钱。
不久,这个小学堂改办女学。我就转入南草厂的第十四小学,莘田转到报子胡同第四小学。我们不大见面了。到入中学的时候,我们俩都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学,他比我小一岁,而级次高一班。他常常跃级,因为他既聪明,又肯用功。他的每门功课都很好,不像我那样对喜爱的就多用点心,不喜爱的就不大注意。在“三中”没有好久,我即考入北京师范,为的是师范学校既免收学膳费,又供给制服与书籍。从此,我与莘田又不常见了。
师范毕业后,我即去办小学,莘田一方面在参议院作速记员,一方面在北大读书。这就更难相见了。我们虽不大见面,但未相忘。此后许多年月中都是如此,忽聚忽散,而始终彼此关切。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又都回到北京,常常见面,高高兴兴地谈心道故。
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那么,我们俩为什么老说得来,不管相隔多远,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俩在作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这样,在那污浊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作走狗。我们愿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来访,我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好请他吃一顿小饭馆儿。可是,他正闹肠胃病,吃不下去。于是,相视苦笑者久之。
是的,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莘田的责任心极重,他的学生们都会作证。学生们大概有点怕他,因为他对他们的要求,在治学上与为人上,都很严格。学生们也都敬爱他,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严格。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学生教明白,而且要求把他们教通了,能够去独当一面,独立思考。他是那么负责,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一张字条,也要写得字正文清,一丝不苟。多少年来,我总愿向他学习,养成凡事有条有理的好习惯,可总没能学到家。
莘田所重视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莘田的这个缺点也正是我的缺点。我们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我们武断地以为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在革命时代里,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细想起来,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
是的,到解放后,我们才看出自己的错误,从而都愿随着共产党走,积极为人民服务。彼此见面,我们不再提独立不倚,而代之以关心政治,改造思想。可是,多年来养成的思想习惯往往阻碍着我们的思想跃进。莘田哪,假若你能多活几岁,我相信我们会互相督励,勤于学习,叫我们的心眼更亮堂一些,胸襟更开朗一些,忘掉个人的小小顾虑,而全心全意地接受党的领导,作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你死的太早了!
莘田虽是博读古籍的学者,却不轻视民间文学。他喜爱戏曲与曲艺,常和艺人们来往,互相学习。他会唱许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听不到你的圆滑的嗓音,高唱《长生殿》与《夜奔》了!
安眠吧,莘田!我知道:这二三年来,你的最大苦痛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能照常工作,老觉得对不起党与人民!安眠吧,在治学与教学上你尽了所能尽的心力,在政治思想上你更不断地学习,改造自己,儿女们都已长大,朋友与学生们都不会忘了你,休息吧!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并且永难忘记:党怎么爱护你,信任你!疾病夺去你的生命,你的朋友、学生和子女却都会因你所受的爱护与教育而感激党,靠近党,从而全心全意地努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安眠吧,五十年的老友!明年来祭你的时候,祖国的革命事业必又有飞跃的发展与成就,你含笑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