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飞机抵达的那一夜,伦敦真是前所未有地美—圣保罗大教堂、国会大厦,以及其他巨大而宏伟的古老建筑物,衬着暗红色的天空,有如一座座雕像。
此时我获得晋升还不到二十小时,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赶路。我猜错了那栋牧场住宅的地点—其实是在南达科他州的黑山,比我原先以为的更偏远。要开两个小时的车,才能抵达最接近的公共机场,然后一架私人喷气机载我们飞到纽约,换搭英国航空公司飞越大西洋的班机。
来希斯罗机场接我的,是一辆三年新、溅上泥巴而显得不起眼的福特越野休旅车,载着我们前往梅菲尔区。这是星期天晚上,没什么塞车,但即使如此,车行还是很缓慢—这辆防弹汽车特别重,因此很难驾驶。
最后司机终于把车转入南欧德利路附近的一条死巷,一栋优美排屋的车库门掀起。我们驶入了地下停车场,根据房子前门的黄铜名牌,这里是巴利亚利群岛投资信托公司的欧洲总部。
名牌底下还有个牌子说,预约必须通过电话,但是没列出电话号码。如果任何人想查,就会发现伦敦查号台查不到这家公司。不用说,反正没人打过。
我从地下室搭电梯到顶楼,来到长年都是“蓝骑士”办公室的所在—一大片光滑的木头地板,上头摆着白色沙发,但是没有窗子,也没有自然光。
这栋建筑物是一个由层层水泥构成的堡垒,从这个位于最核心的办公室内,我开始解开前任“蓝骑士”的欺瞒之网。第一个深夜,我打了几个连电话公司都不晓得他们有的秘密号码,组成一个由密码专家、分析师、档案员、外勤探员所构成的特殊小组。
不管政府怎么宣称,但战争进行时,不见得都有战地记者或有二十四小时的新闻摄影机在场。次日,新任“蓝骑士”和他那一小群同党便展开横跨全欧洲的长征,而他们作战的对象,后来证明是美国情报组织自冷战时期以来最严重的渗透状况。
我们获得了一些重大成功,但即使如此,随着时间过去,敌军尸体开始堆积如山,我还是睡不着。有天夜里在布拉格,为了追查一个过期的线索,我在旧城区走了好几个小时,逼自己评估眼前的处境。以我自己的标准,简而言之,我失败了。连续工作二十个月后,我还是查不出俄罗斯人是怎么付钱给我方的受贿探员—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叛徒。
金钱的流向一直是个谜,除非可以成功追踪出来,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被渗透的状况有多么严重。于是我决心投入所有的资源去解决这个难题,但结果一切都没差:最后救了我们的,是一个腼腆的鉴识会计师,加上一点好运气。
从我那位前任位于伦敦的家中,我们没收了大批的数据。在即将送进“空降师”的档案室、从此不见天日前,那名会计师最后一次仔细检查,发现了一张手写的杂货购物单夹在一本支票簿的后方。他正准备丢掉,翻面看了一下,发现正面是一张空白的联邦快递托运单—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的调查中,从来没发现有任何联邦快递户头的证据。他好奇之下,就打电话去那个公司,查到了从我前任家地址寄出过的快递清单,全都是以现金付运费的。
那些寄出的对象,只有一个是有点苗头的—一盒昂贵的古巴雪茄,寄到迪拜的阿拉伯塔酒店。我们很快就查出那张联邦快递发货单上的收件人名字是假的,于是线索似乎到此为止了—只不过这时我们的好运来了,那个会计师的一个女助理曾在旅行社工作过,她知道所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饭店,都必须留下住宿客人的护照复印件。
我打电话到那家饭店,假装是跟国际刑警组织合作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说服了饭店经理去查他们的档案,查出那个特定日期住宿在1608号套房的客人,把他的护照细节告诉我。
结果那个客人名叫克里斯托·尼可莱德。名字很优雅,跟本人真不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