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几夜,我一直发着高烧,医生几乎都守在我那个小房间里。后来他告诉我,他坐在我的床边,一杯接一杯喝着杰克·丹尼威士忌,同时听着我在一片奇怪的梦境中漫游。
他听到我说有个男人被绑在一块木板上,淹没在无尽的海洋中;一个父亲在炙热的太阳下被斩首;一个城市充斥着感染致命病毒而流血致死的人群;一个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孩被悬吊着脖子。他微笑说,头脑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一个人在高烧侵袭和大量药物的影响之下,居然能设想出这些可怕的幻梦。
还好他不知道实情。
他担心那些恐怖的噩梦会更加恶化,又以为都是药物的负面影响造成的,于是决定减低药量。或许真的是因为药量调整的关系,也或许一切都是自然的发展,但我的高烧逐渐退去,梦魇般的回忆也减少了。当我最后终于能吃固体食物时,他决定冒险离开我,到村子里采购杂货和其他设备。我猜想他大概也是要去为他的威士忌补货。
他回来时很心烦,跟我说有一男一女来到村子里,宣称是开车旅游的观光客,跑到村里的两家小餐馆里貌似不经意地打听,问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美国人经过这个村子。
我一直知道“低语死神”和他的手下会找到我,因为大家总是会议论,梯队系统会窃听,有人会去档案库找出多年前麦克殉职的记录。不过我不担心那对陌生人,我知道他们是奉派看我是否需要帮忙的,但是我并不打算见他们。我身心残破,但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没有人能再多要求什么。至于我怎么拖着病体度过这段日子,那就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我完全不跟医生谈那对闯入者的事情,但我注意到天快黑的时候,他就愈来愈担心那对男女会找上门来。那一夜,我头一次缓缓下楼到厨房,发现他很会做菜。他正在为自己的拿手好菜—百里香和大蒜腌小羊肉—调味时,问我是不是还会唱那首《午夜逃亡》。
“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还会想起麦克?”我回答,“次数多到我无法想象。”
“我也是,”他说,“那一夜真可怕。你一离开,我就听到有直升机飞过来。他们载走了他的尸体,对吧?”
“没错。”
“他葬在哪里?”他装出一副不经意的语气,但这个问题很奇怪,所以我知道他是刻意问的。
“阿灵顿。”我回答,那是国家公墓。
“他是军人?”
“是啊—他正巧参加了一场从来没宣战过的战争。”
医生放下他手上的香料,转过身子—他计划好要跟我正面对质了。“你也是吗,雅各布?你也是军人?”
“你担心吗,医生?”
“我当然担心!从你来的那一夜,我就开始担心了。那天你一睡着,我就打开你的背包。里头有一把SIG手枪,上头沾满了开火后的火药残余,还有多得可以提供给一个非洲小国的弹药。现在有两个人出现在村子里打听你,害我成天担心,不晓得枪战什么时候会开始。”
他是好人,又很尽心照顾我,他该得到一个诚实的回答。“没错,我也是军人。”
“是职业军人还是佣兵?”
我微笑。“是为了这个任务而特别征召的。”
“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更糟糕的?”
“我想是更好的吧,不过你的标准可能不一样。”
“那两个来村子里的人呢?”
“那是我们的人,只是来确认我是否平安的。”
“你确定?”
“他们不是杀手,医生。如果他们是的话,我们老早就死了。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跟你保证。”
看得出来他因此安心了,我也很高兴自己把话说开。几天后,才刚天黑,就有人来敲门。我有点担心—敲门的声音很响,前头的栅门完全没先发出咿呀声,而且是在这个时间。
我朝医生点了个头,示意他去应门,然后自己跛着腿尽快进入老旧的卧室,窗上有个窄缝可以很清楚看到前门。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站在那儿,穿得像个观光客,不过他太强壮、太肌肉发达了,那身衣服实在瞒不过任何仔细多看一眼的人。
医生打开门,那个观光客说,他想跟几天前来到这里的那名男子讲话。医生说唯一来过的只有他弟弟,是来探望他的,而且两天前已经回澳大利亚了。
那个探员只是点点头。我猜想他被吩咐要沉着应变。“好吧,如果你弟弟又回来,”他说,“你刚好又发现他是美国人,肩膀上有颗子弹,那么就麻烦把这个交给他,好吗?”
他递过来一个封起的包裹,然后走掉了。几分钟后,我们站在厨房里,医生看着我打开那个包裹,里头有几封信。第一个信封上凸印着美国总统的徽记,他不禁睁大双眼。
让他更惊讶的是,我没理会那封信,而是去看其他的。我认得手写的那封,是“低语死神”写的,于是摆到总统那封旁边。
剩下来还有两封。一封是用纽约市警局的信封装着,上头有布瑞德利的单位名称;另一封是奇怪的手写笔迹,寄到了椭圆办公室,上头写着“请交给一位有时使用裘得·盖瑞特之名的人”,我知道那是谁写的。
我拿起这两封信,跛着腿走出厨房,上楼回我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