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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君候选人（第1页）

福王朱由崧是崇祯帝的堂兄，其父朱常洵和崇祯皇帝的父亲朱常洛同为万历皇帝的儿子。

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是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的一名长相普通的小宫女，很偶然的机会，却被万历宠幸了。

“宠幸”是委婉的说法，其实是强奸。

那时，万历才十八岁，雄性荷尔蒙分泌旺盛，春情勃发，理智被情欲战胜，犯了错误。

事后，万历百般抵赖，打死不承认发生过这事。

但小宫女王氏怀孕了，并在九个月后生下了朱常洛。

可以想得到，朱常洛的到来完全是个意外。而朱常洛本人，应该不会受到万历帝的欢迎和喜爱。

万历皇帝喜爱的是郑贵妃，爱屋及乌，就特别喜欢郑贵妃后来所生的儿子朱常洵。

万历帝想把帝位传给朱常洵。可是，按照宗法制度，帝位的传承应该是这样的：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

朱常洛和朱常洵都不是皇后生的嫡子，但朱常洛年长，比朱常洵整整大了四岁，是长子。

万历帝真不愿意把帝位传给朱常洛。

为此，迟迟不肯册封皇太子。

这个事儿，前前后后一共拖了十九年。在这十九年时间内，朝臣前赴后继，不断劝万历早日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哭骂、打闹、抗争，发生过无数鸡飞狗跳的事件，甚至是流血、死亡的恶性事件。史书上把这件事称为“争国本”。

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万历帝终于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做出了妥协，同意立十九岁的朱常洛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才算尘埃落定。

可以想象，如果万历皇帝真拿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坚持下去，或者心再狠一点，像晋献公害死太子申生一样提前害死了朱常洛，这帝位就轮不到后来的天启、崇祯兄弟来坐了。身居九五之尊的，那是朱常洵、朱由崧父子了。

所以，要在崇祯皇帝的儿子之外另找朱明子孙作为新君，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福王朱由崧。

当然，福王朱由崧之外，也有人提到了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

万历共有八子，目下还存活着的只有瑞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

这三个人，都是万历帝的儿子，和朱常洛、朱常洵一样，是具有帝位继承资格的。

只是，瑞王朱常浩就藩于汉中，为避李自成之乱，早在七年前（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就遁入了四川，路途比较遥远。而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同为一母所生，两人分别就藩于荆州、衡州（今衡阳），最近，为避张献忠大军，一个逃入绍兴，一个奔至广西梧州。

而且，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都是福恭王朱常洵的弟弟，以“立长”论，比不上由福王朱由崧继位名正言顺；另外，他们的辈分比崇祯帝高了一辈，从名分上说，“侄死叔继”也不如福王朱由崧的“弟终兄及”合适；最主要的是他们离南京太远，一时也难联系得上，而福王朱由崧就与潞王朱常淓等人一同避战乱于距留都南京不远的淮安。

福王朱由崧既然在伦序和地理上占据了明显的有利地位，那么，在议新帝问题上，立福王的呼声最高。

淮安巡抚路振飞写信给史可法，强调：“按照伦常制度排序，帝位当在福王，先生请尽快确定社稷之主。”

大臣刘城也催促史可法赶快率领众大臣奉迎福王入南京，称“此中外臣民之愿也”。

工科给事中李清、吏科给事中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人均持相同态度。

但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南京大臣并不以为然，他们心目中的帝位候选人却是与福王朱由崧一起避难于淮安的潞王朱常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钱谦益和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林党。

想当年，“国本”之争虽然结束，但紧接着又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和“梃击案”。

所谓的“妖书案”是有人托“郑福成”之名著《续忧危竑议》一书，“郑福成”三字分别由郑贵妃、福王、成功三个词语拆合成，书中所写，是说万历帝不得已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改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梃击案”则是有人持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似乎是要对太子不利，但此人却被守门的太监轻松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