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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紧急,端木和骆宾基等人抬着萧红先后躲避在周鲸文家、恩豪酒店和时代书店宿舍。12月25日,香港沦陷,很多进步人士撤离香港。此时的萧红喉肿、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入养和医院。因医生误诊,做手术时大伤了萧红的元气,身体更加虚弱。接着又将萧红送往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萧红,在1942年1月22日,逝世在这所医院里。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根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修订版序》所说,一直是骆宾基守护在萧红的身边。病重的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因此,骆宾基总是谴责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将护理的责任推给他。可是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一书,则说端木离开萧红是外出购买食品、药物,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萧红病逝后,端木请人为萧红拍摄了遗容,又剪下一缕萧红的遗发揣入怀中。还以高价买了素色瓷瓶,来装萧红的骨灰。第二天,他与骆宾基一起,将萧红的骨灰瓶葬于浅水湾。

究竟事实的真相如何,鉴于端木与骆宾基都已经作古,很难说清楚孰是孰非了。不过,从1942年2月末,端木、骆宾基等人乘“白银丸”离开香港,辗转来到桂林这件事来看,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并没有撤离香港,至于有多少天没有陪伴萧红则是个不解之谜。

怀柔与软化:林语堂与蒋介石

幽默大师林语堂提倡幽默,除了因为国民缺少幽默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林语堂曾如此夫子自道:“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

林语堂在他所编的《论语》杂志上,多次议论到蒋介石,每每冷嘲热讽,皮里阳秋,似褒似贬,令人真假难辨,如他自己形容的,是表演马戏的在绳子上跳舞。

1940年及1943年林语堂两次从国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受到国民政府的热情接待,蒋介石夫妇不仅多次接见,还委以侍从室顾问头衔。虽然林语堂声言接受此衔只是为了拿护照方便,而并未拿过政府的一文津贴,但从他单为方便拿护照就不避亲蒋之嫌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对蒋政府态度的改变:他已不是二三十年代的那个“不左不右”的林语堂了。

1958年10月14日,林语堂从国外飞抵台湾,这是他首次登上宝岛,受到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自然,人们的热情是当局对林语堂的态度的一种折射。林语堂上岛的第3天,下午5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士林官邸会见了林语堂夫妇。当时正是“炮轰金门”高潮时期,蒋介石却将金门军需补给等军务大事暂搁一边,与林语堂大谈《红楼梦》。

1966年元月林语堂夫妇二人上台岛,与8年前一样,蒋介石在第3天下午于高雄澄湖官邸会见林氏夫妇,半年后林语堂即回湾定居。起先是赁房而居,后来蒋介石专门为他在阳明山士林区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住宅。蒋介石对林语堂不仅在生活上很关照,还想给他官做,曾打算让林语堂任考试院副院长。

林语堂虽然不肯做官,婉拒了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好意却是心领的,加深了对蒋介石的感情。他定居台湾不久,即逢蒋介石80大寿,林语堂写了贺诗一首,中有“高山景行止”之句表达他对蒋介石的尊崇之意。

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消息传来,林语堂一跤跌在地上,起来之后,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不顾年迈体弱,亲至蒋氏遗体前“涕泗滂沱”了一番。

情绝于利:林语堂与赛珍珠

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美国人赛珍珠,在她出生前,她的父母在中国传教,在她4个月大时就把她带到中国,此后20多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因此对中国充满了感情,视中国为第二祖国。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评论周报》中的一个闲话中国政治、社会的专栏《小评论》引起了赛珍珠的注意,她为作者的无畏与幽默才能所钦佩,于是想要见他,他就是林语堂。

1933年的一天晚上,他们见面了。之后林语堂在赛珍珠的鼓励下,着手用英文写作《吾国与吾民》,该书后来作为赛珍珠丈夫的戴约翰公司组织的图书在美国出版,赛珍珠在序言里极力称赞该书及其作者。该书在美国十分畅销,英美一些机构纷纷发来邀请,赛珍珠也力劝林语堂到美国去。1936年,林语堂率全家赴美,1937年他的《生活的艺术》在不断听取赛珍珠夫妇意见后完成,出版后成为1938年度美国最畅销的图书。

此后林语堂又在赛珍珠夫妇的鼓励下写出了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并由戴约翰公司出版。次年,戴约翰出版了林语堂的散文集《讽颂集》(又译《爱与刺》)。集子中所收的大多是当年《小评论》中的文章,赛珍珠又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在此之后,林语堂陆续写出了《风声鹤唳》、《啼笑皆非》、《枕戈待旦》、《苏东坡传》、《唐人街》、《朱门》等著名作品,且都由戴约翰公司出版。

从1933年起算,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友谊维持了20年,其间虽因林氏著作的巨大成功而使他们的友谊几番出现高潮,但毕竟彼此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差异,最终葬送了他俩这段本来传为佳话的跨国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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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与感恩:林语堂与谢冰莹

北伐女兵谢冰莹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写日记,因为担心遗失,便把它寄给在武汉《中央日报》编副刊的孙伏园,请他代为保管。孙伏园则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发现了这些日记的价值,于是就把它们以《从军日记》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报》副刊里发表了。林语堂曾把其中一篇译为英文,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后更全部译为英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冰莹解甲回乡后,被家长强迫嫁人,后逃出婆家,来到上海,虽然有孙伏园与林语堂作她的朋友,但仍感前途茫茫,情绪低落。林语堂为开导她,花了不少时间,谢冰莹后来回忆道:“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和我谈,一谈也许就是两三小时。”

当时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记录。谢冰莹说:“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极力劝说下,谢冰莹才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从军日记》出版后,风靡一时,后被译为日文、法文、朝鲜文出版。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读到法文版后,特地给谢冰莹来信表示祝贺和赞扬。

抗战爆发后,谢冰莹在长沙竖起大旗,召集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亲自带领近20名女青年,开赴前线协助作战,这使林语堂很受感动,他给她去信道:“你自称小兵,实我对你们小兵只有惭愧。……弟在国外,惟有文字尽力而已,余不足道,打胜仗还是靠诸位小兵。”

就在这一年里,林语堂的长女与次女将谢冰莹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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