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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显然的历史偏见。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变为以“三代王制”为本体，而由儒家执意识形态之牛耳的实际制度。而如果将世道沦落之根源归结于复辟动乱，则无异于否定了儒家颂扬“王制”的正当性。所以，只能将世风败坏的罪名，整体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显然的政治意图而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实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纰漏。是故，并没有从总体上动摇“汉承秦制”的实际国策。董仲舒生于西汉中期，距秦帝国时代不过百年上下，对复辟势力的暴力毁灭、相互背叛、杀戮劫掠、道德沦落等等恶行，及其破坏力与后遗症，应该很清楚。对最为残暴的项羽集团的大破坏，董仲舒应该更清楚。然则，董仲舒却将这种破坏整个文明结构与社会伦理的罪责，转嫁于素来注重建设而法度整肃的秦文明时代，事实上是不客观的，是经不起质疑的，其学术道德的低劣亦实在令人齿冷。此等理念的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居心，不值得后人问一句么？

西汉之世，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遭到了总体遏制。

然则，西汉之世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也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否定形式出现了。这种理论化，既表现于相对谨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现于以私学官学中的种种个人探究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诸如贤良文学、淮南王学派，以及贾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又有了重新复活的历史机遇，并最终酿成了西汉末期王莽复辟的实际灾难，又最终弥漫为久远的历史烟雾。

从形式上说，西汉时代对华夏文明演进的总结与审视，对秦文明的总结与审视，是中国历史意识的第一次自觉。但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原因，由于所处时代的文明视野的限制，这次大规模的相对自觉的文明史审视，却最终产生了接近于“暴秦”说的否定性结论。这一结论，导致了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国，历史的脚步与历史的意识从来是坦率合一的：一个政治集团认定并推崇某一种文明，必然竭尽全力去追求并实现，反之则断然抛弃。只有从西汉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历史的脚步与中国历史的意识，出现了怪诞的分离。尽管这种分裂是初始的，远非后世那般严重。但是，这一分裂因东汉的秉承而延续跌宕四百余年之后，却终于积淀为荒诞的历史定式。作为实际继承秦文明的两汉中央政权，基于种种原因，始终对这种荒诞的分裂保持了默认，保持了实际上的支持。同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方略的确立，儒家历史价值观日益占据主流，中国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荒诞分裂——实际建政与价值评判的分裂，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更趋深重了。

三、历史烟雾的久远弥散

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终于无可遏制地弥漫开来。

大一统的秦帝国十五年而亡，既无修史遗存，亦无原典史料现世。项羽的屠戮劫掠与焚烧，使大咸阳化作了废墟，集战国之世全部典籍法令与文明书证的丰厚无比的帝国文档库存，悉数付之罪恶火焰。从此，这个伟大的帝国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绝大部分书证、物证与人证，沦入了面对种种口诛笔伐而无以澄清的境地。就实说，后世对秦帝国的评判依据，相对直接的文本资料大体只有四种：其一是后来抢救再现的先秦典籍与诸子著作；其二是帝国遗留于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与残存物证；其三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载的经过作者“甄别”的史实；其四是西汉初期帝国遗民的部分亲历言论纪录。当然，若天意终有一目可使始皇陵地宫藏品再现于世，我们为这个伟大帝国辩护的直接证据，完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我们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艰难。

然则，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

历史，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意识，大体是四个层面：其一是历代政权对原生文明的实际继承原则；其二是见诸正史的官方意识对历代文明演进的价值评判；其三是历代史家学者及学派的历史论说；其四是见诸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的普遍认知。而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当然也指同时体现于这四个方面的种种变形。

从此四方面说，自西汉之后，秦帝国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变形，且表现为一个愈演愈烈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两千余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一方面，在建政原则上，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力否定，极力攻讦。这是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没有实际继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唯有我们，承受了先人的丰厚遗产，还要骂先人不是东西。此等咄咄怪事，发生于我们这个自认深有感恩传统的古老民族身上，岂非不可思议哉！

一片博大辽阔的文明沃土呈现出来，耕耘者的尸体横陈在田间。后来者毫不迟疑地宣布了沃土继承权，却又困惑于曾经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杀死了耕耘者不好交代。于是，一面谨慎地审视着这片沃土，一面小心地探询着其余人对农夫之死的说法。终于，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耕耘着，开始探究起来，渐渐争论起来，又渐渐吵成了一团，终于将耕耘者的死与被开垦的沃土连成了一体，无休止地吵吵起来。有人说，这片土地邪恶，导致了农夫的突然死亡，与群殴无关。有人说，农夫愚蠢不知歇息，才有突然死亡。有人说，农夫耕耘有误，给这片土地留下了祸根。有人说，农夫根本不该开垦这片土地。有人说，农夫用力太猛死得活该。一代代争吵延续下来，人们终于一致认定：这是一个坏农夫，原本该死，不需争论。有浑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问：“农夫坏，开出来的土地也坏么？”人们惊愕良久，又齐声回答：“土地是我们的了，自然不坏！”于是人们力乏，从此不屑提起这个死去了的坏农夫，索性简化为见了农夫尸体只啐得一口，骂得一声了事。偶有同情者，遥望农夫尸体叹息了一声，立即便会招来人众侧目千夫所指……

一则古老的寓言，一幅历史的大相。

大伪欺史，文明何堪？

东汉伊始，“暴秦”说终于成为官方正式立场。

西汉末期，基于对秦政的普遍指控，对夏商周三代的“王制”文明一时滋生出一种向往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弥漫中，一股信奉儒家文明价值观的社会势力崛起了。在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的同时，这股势力力图重新复辟周制，再现那个“宪章文武，礼治王化”的远古田园诗时代。这便是号为“新始”的王莽集团，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全面复辟周制的荒诞时期。历史的演进是残酷的：王莽集团竭尽全力改制复古，非但没有使天下趋于王道昌盛，反倒引发了大饥荒大混乱大动荡，华夏大地再次沦入了较秦末大劫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社会大倒退，西汉二百余年累积的文明成果，悉数付之东流！绿林赤眉农民军遭遇的大饥饿大杀戮，其酷烈远远过于因不堪徭役而举事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

历史的教训是冰冷的。随后立定根基的东汉政权，不再做任何复古梦，很现实地回到了忠实效法西汉而秉承秦制的道路上，在实际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价值，断然摒弃了复古道路。秦末至西汉末的两百多年间，历经项羽王莽两次大复辟，既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也对整个社会历史意识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尝试复辟“三代王制”的政治狂人再也没有出现，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症者，也只能自家嘟哝几句而已。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说明：华夏族群的历史意识已经实实在在地认定了秦文明的真实价值，在实际中永远地奉行不悖了。

历史的荒诞，也正在这样的时期定型了。

东汉王朝在实际奉行秦文明的同时，官方意识却更为明确地指控秦文明，更为高调地颂扬三代王制，从而弥漫出一股浓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身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复辟还不够水准而已。再次确立这种实际建政法则与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荒诞割裂，是“暴秦”说弥漫为历史烟雾的根基所在。

《汉书·食货志》与《汉书·刑法志》，是东汉官方对历代文明框架（制）的总体看法。在这两篇概括叙述并评判历代体制的文献中，完全可以看出“暴秦”说的新面目。这两篇文献对华夏文明进程的总体评判是：以井田制为轴心的夏商周三代“王制”文明，是最高的理想社会状态；自春秋战国至秦帝国，则是最为不堪的沦落时代；西汉之世，始入承平昌盛。基于此等价值标准，这两篇文献的定式是：开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绘三代“王制”的田园诗画面，紧接着语气一转，便开始严厉指控春秋战国秦的种种不堪与暴虐，之后再叙述西汉的承平国策。

唯其具有代表意义，我将其对春秋战国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汉书·食货志》云：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书·刑法志》云：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东汉官方认定“暴秦说”之外，学人官员的个人评判，也循此基准多有呈现。但是，这一时代的文明史视野已经大为弱化，官员学者个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论说，也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诸如东汉之桓谭、王充，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为极其微弱的声音了。

东汉之后，华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三国时代的剧烈竟争，颇有小战国气象。基于竞争本身的需要，这一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有了新的可能。由于《三国志》乃晋人陈寿撰写，且没有总括叙述某领域历史演进的诸《志》专类，是故，无法评判三国及西晋的官方历史意识。然则，从这一时期各方实际奉行的政策体制，以及著名君主与政治家的历史评判言论，仍然可见其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这种评判，较之东汉松动了许多。曹操被《三国志》评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超世之杰矣！”而曹操对秦皇汉武的肯定也是明确的，其《置屯田令》云：“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国大政治家中，唯有诸葛亮对秦政表现出继承东汉的荒诞割裂：实际奉行而理念否定。诸葛亮《答法正书》云：“……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见其忠实秉承东汉之传统也。

步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纷争频仍，又逢北方诸族群相继占据北中国，政权不断更迭，相互攻伐不断。当此之时，中国关于文明史演进的探讨几乎趋于沉寂，玄妙清谈弥漫一时。无论是官府作为，还是官学私学，对历史文明的总体探讨及其理论总结，都几乎趋于销声匿迹。这是一个特殊的沉沦时代，两汉时代注重文明演进探讨的历史视野，这时已经变化为注重个人体验的思辨“玄学”。在玄学清谈弥漫之时，偶然也迸发出些许文明史探究的火花。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用刑》，便对秦亡原因做了探讨，认定秦亡并非严刑而亡，“秦其所以亡，岂由严刑？秦以严得之，非以严失之也！”其余，如做过廷尉的刘颂、做过明法掾（解释法令的官员）的张斐，也都曾经从论说法令演进的意义上肯定过秦政。当然，这些声音远非主流，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

进入隋代，对文明演进史的探讨又是一变。

隋虽短促，然却是三百年分裂之后再度统一中国的重要时期，是华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统。从实际制度框架说，隋继承了秦制无疑。然则，由于此时距秦帝国已经千年之遥，且又经过了西晋之后的三百年分裂战乱，隋对文明演进的审视，遂开始以西晋之后的历史演进为主，对两汉之前的历史已经很少涉及，对秦政得失的探究则更少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基本面看出隋代对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杨坚注重实务，临死之遗诏开首便是：“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遗诏最后云：“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显然，隋对秦文明所体现的变法精神尚是肯定的。

唐代情形，又是一变。唐变之要，是从隋的不甚清晰坚实的历史评判中摆脱出来，再度开始大规模总结文明演进史。结局是，唐又重新回到了东汉轨迹。唐人魏征主修的《隋书》，实则是唐政权的历史目光，而不是隋政权的历史目光。《隋书》的《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等综合篇章，在对特定领域的总括性叙述中，均对秦文明做出了复归东汉传统的评判

《隋书·食货志》云：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驱之以刑罚，弃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长城绝于地脉；以头会之敛，屯戍穷于岭外。

《隋书·刑法志》云：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区夏，于时投戈弃甲，仰恩祈惠，乃落严霜于政教，挥流电于邦国；弃灰偶语，生愁怨于前，毒网凝科，害肌肤于后；玄钺肆于朝市，赭服飘于路衢；将闾有一剑之哀，茅焦请列星之数。

《隋书·百官志》云：秦始皇废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创立朝仪；事不师古，始罢封侯之制，立郡县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自余众职，各有司存。汉高祖除暴宁乱，轻刑约法，而职官之制，因于嬴氏。

如果说，《隋书》诸志的总括性叙述，代表了唐政权的官方评判，那么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的理念，则是更为直接的建政施政态度。《贞观政要·君臣鉴戒》云：“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举，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其《务农》篇云：“昔秦皇汉武，外多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当然，唐代也有基于现实政治而对秦政秦法的具体肯定，但已经远非主流了。同一个魏征，在答唐太宗对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