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守寡,妇女比男人活得长,再婚的很少。民法比以前任何法律都更保护中产阶级寡妇,但许多贫穷的寡妇生活很艰辛,很少有人拿到退休金,因为她们在家里做家务没有收入,她们赚钱的行为断断续续,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国家烟草公司雇用的妇女对这个规则是个例外)。只有最早在1910年通过、关注女工和农妇退休金的法律显示出她们处于一个怎样边缘的位置。乡村农舍和市区顶楼,医院和救济所,到处都是穷苦年迈的妇女,只有当女生寄宿学校决定提供慈善救助时她们才被记起。老年 问题是个必须予以仔细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独身有时是故意选择的结果,比如献身信仰或无私心的职业(护士、社工、教师等),或是个人工作高于家庭的决定。许多邮局女工人选择不结婚。1880年,邮局雇用的年过50的女工中有73%过着单身生活,55%从未结过婚(与之相比,1975~1980年只有10%)。她们的职业史显示她们选择单身是出于财政和职业独立的需要;她们的男同事都找待在家里的妻子,而不是女同事。19世纪时,女性希望通过工作来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不得不牺牲她们的私人生活。独身生活是她们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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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许多单身女性的生活是很难的。仍被视为仅仅是家庭预算补贴的女性工资常常比男性的要低。“妇女职业”,尤其在许多女性赖以谋生的衣服买卖上,实际是无需技能的。20世纪初职业办公室(劳工办公室)曾调查了高度合理化的制衣行业中家庭工作者的情况,报告展现了一个由单身女性组成的世界,许多时候是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女儿,她们的穷苦隐藏于六层走道之中而不为人知。她们每天踏着缝纫机踏板工作10到15个小时,每天吃的是“女裁缝肉饼”或长条|乳酪,喝杯咖啡,或选择巴黎女工药品。在全面考虑之下,许多女人宁愿为了找个男人而披上纱巾或外衣。
吸引力对最年轻的工人来说是个可能的资源。和男人有关系不但使生活更有滋味,而且解决了婚姻以外性的问题。当年轻女孩在某个大百货公司找工作时,经理常会问她是否有“监护人”,若没有的话,看起来她不可能做到收支相抵。与稍早时代的女工不同,许多职务低下的女工和像样的秘书都有“朋友”,他通常会是个来自较高社会层次“值得尊敬的”男人。对每个本应嫁给相恋多年的男人的单身女人来说,有多少女人靠着不要在某天知道被骗后变得苦涩的梦想过活?她们如此热心阅读的浪漫爱情小说非但不能成为一个颠覆性的类型,而且常常让她们得出一个结论:王子绝不会娶牧羊女。
大家庭(12)
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女子为了生存共享生活资源,但这个数字肯定很大。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母亲,女儿,朋友。研究员诸如维莱米和普莱简要描述了全女性家庭。维莱米在1840年说:“没有家庭、不做小妾的妇女通常以2到3人的组合,在小工作室或小房间内生活在一起。”女性竭尽所能应付孤独也许不是有意的选择,而是宁愿不去面对毫无吸引力的婚姻前景。
存在一种类似于花花公子的女性吗?女性有决定要单身、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吗?毫无疑问,在女演员里有这样的例子,她们的私人生活鲜为人知。当女性避免婚姻束缚成为可能时,对她们来说完全避开男人也是不容易的。一些高级*试图视道德放纵为自己的优势。文学作品从各个角度描写她们的生活和命运。有着一帮裙下之臣的娜娜——“一个腐烂的维纳斯”——死于天花。奥德特,战争使之成为盖兰蒙德公爵的女主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在她统治神圣的德意志近郊时,只不过是个“蹒跚的遗孀”。
或许20世纪初在女同性恋者当中存在女花花公子,比如像纳塔利?克里福德?巴赫内、勒内?维维安、热尔特律德?斯坦,以及她们的朋友。巴黎上流社会接受了那些创造性的唯美主义者、新艺术或先锋派的拥护者,部分因为她们的外国血统。这些女人要求像男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在这个圈子附近,人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新女性”: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师,甚至教授。这些女人不再满足于充当配角,在生活和爱情上不受任何限制。有人崇拜,有人轻视,她们发现没有简单的事情。为克服障碍,她们需要女人和少数男人的友谊或爱情。
在所有单身男女之中,无家可归者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疑虑。人们认为住处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而流浪汉被视为抵制主流道德的人。与熟悉的叫卖小贩形成对比,守护着财产满怀猜疑的农民将流浪汉和吉卜赛人视为潜在的小偷,因此也这样对待他们。在日瓦丹,村民把铁器商扔进沟里,因为他付不出酒钱。受上等家庭男士控制的共和国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待那些没用的人。惯犯,通常是那些被称作“不适合做任何工作”的小贼和流浪汉,按照1885年的法律被发配到圭亚那。流浪汉常遭监禁,配发身份证和健康证,他们被指控对健康造成威胁,因为据说他们在传播细菌和肺结核病以及其他疾病。
独身主义者、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外围边缘,其肉体和精神生活是复杂的。他们遭到怀疑或指控,老想着对付那张仍然相对宽松但慢慢收紧的网。
在一个视长寿为现代化标志的社会里,他们过时的地位标志是,他们的生命不但孤独而且短暂。独身主义者常常死于衰老或自杀。涂尔干将这个群体的高自杀率视为与一个社会非交互作用的证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大量死于肺结核病。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发现了在城市北部和东部贫困地区租房的里昂丝绸工、巴黎阁楼女仆、克鲁斯泥瓦匠。实际上,肺结核,经常被公然抨击为独身主义的祸端,只是起到延长其独身生活的作用,因为婚姻对传染病蔓延的恐惧是如此之强烈。
隐居,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也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并非这个社会的真实形象,因为这个社会无论如何最重视的仍是家庭的平和、温暖。
对于回忆的渴望(1)
“在费勒维尔的庄园,一派兴味盎然的繁忙景象。”卡米耶、马德莱娜、玛格丽特和索菲为表兄弟们的造访而匆忙地准备着。“她们往来穿梭,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一路小跑地通过走廊,她们雀跃着,欢笑着,喊叫着,彼此推搡着。”万事俱备,只等小伙子们的到来——她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庄园里给小伙子们准备的休息室也在恭候着他们的来临。花束布置停当后,准备工作即大功告成,而塞居尔的伯爵夫人在1859年所作的小说《假日》也就此开始了。
此次拜访的时间恰逢暑假。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姑娘们等候着小伙子们。作为真正的女主人,她们事必躬亲,包括花束的摆放这样的细节,以确保她们的表兄弟们能受到恰如其分的欢迎。她们流露出的情感标志着此事的重要,她们竭力履行着身为女人的义务,因为总的说来,对私人场合的布置安排正是女人的职责。
假日的欢乐不仅表现在空间场所上,而且也体现在时间跨度的构建之中。当孩子们团聚在一处时,总是通过回忆过去,比如此前的夏日中发生的事情来彼此问候:
“我们肯定还会做许多蠢事的,就像两年前一样。”
“你还记得我们捉的那些蝴蝶吗?”
“还有那些我们没捉到的?”
“还有那个可怜的癞蛤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