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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斯布鲁克晤谈（第2页）

他们一同走出去。大雨倾盆而下。这样的天气里，狂乱的空气和雨水仿佛将天地搅成一片悲凉的混沌。上尉发现炼金术士的脸色忧虑而又疲惫。泽农用肩膀推开一所屋顶低矮的大房子的房门。

“你的店家高价租给我这间废弃的铁匠铺，在这里我差不多可以避开那些好事者”，他说，“炼金子的人是他。”

屋子里隐约泛着浅红色的火光，微弱的火堆上有一只火泥罐子，里面煮着东西。从前占据这所房屋的铁匠留下来的铁砧和铁钩，使这个阴暗的屋子看上去像一间行刑室。一架梯子通往楼上，想必那是泽农睡觉的地方。一个年轻仆人，长着一头红发，短短的鼻子，在角落里装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泽农吩咐他送上饮料后就放他歇一天假。随后他开始找布条，帮亨利-马克西米利安包扎好之后，炼金术士问他：

“你在这个城里干什么？”

“我在这里当密探”，上尉爽快地回答。“埃斯特洛斯老爷交给我一个关于托斯卡纳事务的秘密使命；实际情况是他对锡耶纳心存觊觎，不甘心自己被赶出佛罗伦萨，希望有朝一日收复失地。我装作来尝试各种沐浴疗法，比如德国的火罐和芥子泥，我在这里讨好教廷大使，他太喜欢法尔内塞家族了，不可能喜欢美第奇家族，而他本人则无精打采地讨好皇帝。这跟玩波希米亚牌戏也差不多。”

“我认识教廷大使”，泽农说，“我为他看看病，也为他炼炼金；他大概只认定由我在文火上熔化他的银子。你注意到没有，这些长着羊脑袋的人很像山羊和古代的喀迈拉？这位老爷写作轻浮的小诗，过分宠爱他的年轻侍从。倘若我有为他拉皮条的本事，想必可以大赚其钱。”

“我在这儿干什么，难道不是在拉皮条？”上尉说。“他们全都在干这件事；有人弄到女人，或者别的东西，有人弄到正义，有人弄到上帝。最诚实的还得算出卖肉体而不是烟雾的人。但是对于我手中这笔小买卖的商品，我并没有看得太认真，这不过是些被出卖了一次又一次的小城市，是些染上梅毒的忠诚和腐烂的机遇。在一个喜欢玩弄阴谋的人可以塞满腰包的事情上，我至多只能捡到支付驿马和客栈的费用。我们将在穷困中死去。”

“阿门”，泽农说，“请坐。”

亨利-马克西米利安站在火盆边；一股水汽从他的衣服上冒出来。泽农坐在铁砧上，双手垂在膝盖之间，看着通红的火炭。

“泽农，你一向喜欢与火为伴”，亨利-马克西米利安对他说。

红头发的跟班送来葡萄酒，吹着口哨出去了。上尉接着说，一边给自己斟酒：

“你还记得圣多纳西安教堂议事司铎的担忧吗？你的《未来事物之预言》将会让他最悲观的忧虑得到证实；你关于血液性质的那本小册子，我一页也没有读过，在他看来也许更像出自一个剃头匠之手，而非出自哲学家笔下；你的《物质世界论》会让他掉眼泪。如果你不幸回到布鲁日，他会给你驱魔的。”

“他会做更糟糕的事情”，泽农说，一边扮了个鬼脸。“然而我已经设法用一切恰当的委婉措辞来包裹我的想法。我在这里放一个大写字母，那里放一个名字；我甚至在我的句子里塞进了一套笨重的标志和本质。这些絮叨的废话好比我们的衣服和裤子；它们保护穿戴它们的人，并不妨碍下面是不受干扰的裸体。”

“它们会妨碍”，功成名就的军官说。“每次在教皇的花园里看见一尊阿波罗，我都不免羡慕他，他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样子跟他母亲勒托生下他的时候一样。人只有自由才会舒适，将见解隐藏起来比将皮肤遮盖起来更不自在。”

“不过是战争策略而已，上尉！”泽农说。“我们生活在其中就像你们躲在掩体和堑壕里。我们最终为其中的暗示而自鸣得意，暗示可以改变一切，就像将一个负号不起眼地放在一笔数字前面；东一处西一处，我们想方设法放上一个比较大胆的词语，就好比一眨眼，一片轻轻掀起的葡萄叶，或者是摘下随即又戴上的面具，好像若无其事。这样一来，我们的读者就会分化成不同类别；愚蠢的人相信我们；还有一些蠢人，以为我们比他们还蠢，便离我们而去；剩下的人在这个迷宫里自己寻找出路，学会跳过或者绕过谎言的障碍。我相信即便在那些最神圣的书里，我们也能找到同样的遁词。用这样的方式来读，任何书都变成了天书。”

“你将人们的虚伪夸大其词了”，上尉耸耸肩说。“大多数人想得太少，哪里还能想到什么言外之意。”

他若有所思地补充道，一边往杯子里斟满酒：

“尽管看来奇怪，伟大的查理皇帝目前以为他想要的是和平，而教皇陛下也一样。”

“谬误和它的代用品谎言，不是死去的头脑，又是什么呢？没有这种惰性物质，过于不稳定的真理就不能在人类的研钵里得以研磨……这些好争辩的平庸之辈将他们的同类捧上天，却谴责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然而当我们的思想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时，他们却根本抓不住；他们看不见这些想法，就像一头易怒的牲畜在笼子里看见一件奇怪的东西，它既不能撕碎它，也不能吃掉它，很快它就视而不见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变成隐形人了。”

“痴人说梦，”上尉说。“我听不懂你的话了。”

“难道我是塞尔维这个蠢驴”，泽农狠狠地接着说，“我手头有心脏的舒张和收缩运动要研究，这对我来说重要得多，难道这时我会为了捍卫对某一信条的理解而在广场上被火慢慢烧死？如果我说三者集于一身，或者世界在巴勒斯坦得救，难道我不能在这些话里包含一层表面意义之下的隐秘含义，让我自己摆脱尴尬，甚至不觉得自己在说谎？有些红衣主教（我认识几个）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脱身的，还有那些如今被奉为圣人的学者们也这样做过。我跟别人一样写那个庄严的名字的四个字母，但是我放在其中的是什么呢？一切，还是一切的安排者？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还是以不存在的方式而存在的，如同空无一物或者夜的黑暗？就这样，在是与非之间，在赞同和反对之间，有着宽阔的地下空间，处境最危险的人也可以在那里安然无恙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