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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圣主如天万物春 第一节（第1页）

三天后，大名府。

对于大名府的宣抚使司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自开府以来，最为紧张抑郁的三天。七月八日，冀州急报，深州城失守，拱圣军被全歼，辽军屠城，姚兕生死不明。没晚多久，从汴京的使者，带来了一个让石越与他的谟臣们皆寝食难安的噩耗——高太后驾崩了！

当此大战之际，古往今来，在外面统军的方面之臣，最担心，最惧怕的，便是中枢的政治剧变。而这世界上，还有哪种政治剧变，大得过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况且，这还是由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换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依照惯例，石越一面下令诸军戴孝，一面立即上表请求回京奔丧。

这算是大宋朝制度的一个优越性，当皇帝换人的时候，宰相也罢，在外统兵的方面之臣也罢，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让他们自动交出权力，留任与否，则取决于下任皇帝。从负面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强化君权；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政权的稳固。每个皇帝都有他亲近宠信的人，他登基或亲政之后，反正是要换人的，与其让皇帝在这方面绞尽脑汁，甚至做出许多令人心寒的事情，倒不如将之制度化。宰执大臣们在诸如山陵使这样的位置上各有一席之地，而这些差使，总要花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表面上是宰相们在营建山陵，办理丧事，实际上却是进行政权的交接过渡。几个月后，丧事办完，宰相们便请辞，新皇帝以办丧事有功为名，加以厚赏，然后便可以任用自己的宰相……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地位，与皇帝是一样的。这一点，从皇帝已经下诏她的陵寝为“山陵”，便已可确证，这是对皇帝陵墓的称呼。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平时皇帝如果大举换人，宰执们有条不紊的过渡权力，将重心转移到山陵的营造上，那没什么不好。但如今却在战争之中！

倘若中枢大举换人，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石越相信皇帝年纪再小也不会这么蠢，他相信就算他想这么干，朝中也一定有人会阻止他。但是，谁又能肯定皇帝会做什么？这个世界上，惟一比女人更不可预料的，便只有皇帝这种生物了。而无论大宋朝的制度多么完善，文官势力多么强大，大宋朝始终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皇帝若真要干点什么，就算最后被阻止了，那也是在造成了混乱之后。

平日混乱一点也就罢了。

但此时……

而七月九日接到的诏旨，让石越证实了自己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亲政才一天的小皇帝，竟然给他下了一道“内降指挥”！

如今大宋朝的制度，凡是不经过学士院、两府、门下后省的诏旨，皆是非法的。任何官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封还诏令，拒不执行。但是，却仍有一个很大的弊政，可以突破这种制度，那便是“内降指挥”，亦即是“手诏”、“御批”，此类似于唐代所谓的“墨敕斜封”。所不同的是，唐代的“墨敕斜封”，只是皇帝不经过门下省任命官员，而宋朝的“内降指挥”，却是事无不预。

这种弊政，是由宋仁宗时开始泛滥的，宋仁宗天性柔弱仁厚，凡是身边的人说情请求，他性格上不能当面拒绝，完全没有皇帝的威严可言，于是往往却于情面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他更害怕宰相们的拒绝，便滥批手诏，可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不对，便又告诉宰相们，凡是他的内降指挥，都不能马上执行，让宰相们来把关做恶人。所以仁宗之朝，内降指挥的弊病倒并不明显。至熙宁朝，赵顼乃是一个英主，凡是英主，便不免对于一个个的命令，要经过层层讨论审议，极不耐烦，他倒不是因为耳根软，而是为了追求效率，于是也经常内降指挥。然而，赵顼毕竟是一个英主，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自官制改革，便厉行限制“内降指挥”，但赵顼与石越也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弊政，虽然熙宁朝政局渐趋稳定之后，除了一些小事，凡是军国大事，赵顼便没怎么动用过手诏。

石越心里也明白，在君主制下，想要从制度上完全去除这种弊政是不可能的。制度规定得再如何完善，照样都会被突破。如内降指挥这种东西的效力，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传统、外朝与中朝的博弈，以及整个文官阶层的觉悟。

在绍圣间，高太后执政七年，所有内降指挥，便是全都局限于礼仪制度上的烦琐小事，但凡涉及官员任免、军国之事，从无一事不经两府。

七年了，石越几乎已经忘记“内降指挥”原来还可以直接干涉军国大事。

小皇帝的这道手诏，是催促石越尽快进兵，救援深州。

而石越的回复是，令使者将手诏送回京师，并且给小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告诉他：“不经凤阁鸾台，焉得为敕？！陛下既以河北之事委臣，便当任臣信臣，凡诸军赏罚进退，皆当断于宣台，否则，臣不敢受此任。”

但是，石越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他却不能不担心，大部分武将可没有这个心理素质。大宋朝大部分的文臣敢于毫不客气的把内降指挥丢到皇帝的脸上，但是，有这个本事的武将，那是百中无一。

因为武官们的地位，远比文臣们要敏感。

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计较，因为那危害不大，事实上中主以上，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但是，对于敢于拒不听从他命令的统兵将领，那在皇帝的心中，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

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

这一点，大宋朝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

石越不怕皇帝给自己下手诏，却不能不怕皇帝绕过自己，直接去指挥军队。但他也不能下令诸军将领不得听从皇帝的指挥，只得给汴京的两府诸公写了一封信，严厉的指责他们失职，没有好好规劝皇帝。

七月十日，石越倒是接到汴京一份正式的诏书。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求，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并且表示军国之事，一以委之。这份诏令发出时，汴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尽快进兵，以夺回深州，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皇帝挽留了韩维，太皇太后的遗体，暂安于大相国寺，等战争结束，再营造山陵。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宣布大赦天下，表示他将墨縗治事，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矢志收复燕云。

但是，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

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后，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这个使者，究竟是接纳还是不接纳？石越自然看得出，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一概拒之。

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石越与他的谟臣们，到此时，才总算猜到汴京发生了什么。

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影响到对辽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寂寞，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韩维与范纯仁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法，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事实上他也轻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于是，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用内降指挥来绕开御前会议与两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皇帝的内降指挥，倒也算是“迫不得已”。

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这也是他一直所努力的，当外朝的力量增强，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真宗朝，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置，也会与他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又或者如赵顼那么明事理。如小皇帝这样的皇帝，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迟早都会遇上的。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现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食对方之肉的时代，他们还不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便全然丧失理智。

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但石越却不必理会这一点，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他的奏章的。于是，在当天，石越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钺，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劾的札子，准备着人送往京师。

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丞相之职！

石越当然知道，这是给皇帝难堪。皇帝今天不计较，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尽管范翔、折可适、游师雄，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行。

虽然石越几乎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拟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读……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仍然让宣台上上下下都人心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