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女兵在半夜里突然接到电话,要为一个突然死亡的战士扎个花圈(顺便说一句,昆仑山上所有的花圈都由我们来扎,因为女孩与花有缘)。我们说,什么时候死的?电话说,刚刚。我们说,打仗死的?电话说,不是。我们说,睡死的?电话说,也不是。我们说,那还有什么死法呢?是真的死了么?电话说,死得叮叮当,再没有救的。睡着睡着紧急集合,哨子一响,这小伙子一个箭步蹿起,但立即就扑倒在地,死了。
我们为他扎了一个大大的花圈。从此,高原上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没有战争,夜里不搞突袭式的训练。
想在昆仑山上安眠,有一个高枕头是十分必要的。当时战士囊中羞涩,只有几件换洗衣服裹在白包袱皮里当枕头,垫不到无忧的程度。特别是洗澡之后,干净的穿在身上了,脏的泡在盆里了。空包袱像个扒净了五脏六腑的咸鱼干,晒在床单上,很寂寥的样子。
一天,我对卫生科长说,我想借您那本《实用内科学》看。
科长说,你有这个志气很好。只是你现在最该看的是《卫生员手册》。巴甫洛夫教导我们说,科学应该循序渐进。
我说,敢想敢干。试试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枕着《实用内科学》酣眠。我后来成为一名相当不错的内科医生,肯定同这有关。
战士的被子在露天看电影的时候,是要用背包带捆起来,当小凳子坐的,特别易脏。当我决定要洗被子的时候,同屋的战友都佩服我的悲壮。因为我没有大盆,也没有搓板。在小小的脸盆里凭手搓那么大一堆没头没脑的布,时至今日,连我也赞叹那时的英勇。
星期天起了个绝早,先看看太阳,是不是好天。因必得当天洗,当天缝起来,要不夜里就没东西盖了。
我把被套拆下来之后,发现一个大秘密——草绿色的被罩要比白花花的棉絮长出半尺有余,窝着掖在里面。
属猪的女友说,多好的一块布。这不是浪费吗?
我点头,觉她说得极是。
你把它铰下来,补个衣领后屁股蛋什么的,岂不是上好的补丁?她说。
我想想有理,操起家伙就剪。
她说,你不等洗完了晾干再剪?
我说,那么大一坨,怎么洗!剪开了分两段,不是好洗吗?
她一边说着那也不差这一点,一边帮着我把被头连里带面裁下一圈。待到晚上,我把干了的被罩拿回来缝时,才发现大事不好。原来那富余出来的一截布并非无用,是预备被套缩水的。现在被套像件童年的衣服,遮不住棉絮丰满发育的身躯,恰短半尺。
怎么办?我和属猪的女孩面面相觑。
把裁下的那块布再缝上去。有人说。
那还行?我连连摇头。那工程简直能绕地球一圈,对于拙于针线的我,真是可怕的命题。
还有一个办法。属猪的女孩说。
什么办法?我迫不及待地问。
把棉絮也铰下来一块。她说。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盖着比别人短一截的被子,它使我在严寒的冬天(昆仑山其实也没有别的季节)吃尽苦头。但是我从来不说,我怕那个属猪的女孩以为我在埋怨她。
因为被子格外地不御寒,我就特别爱晒被子。公平地说,高原的太阳虽然不暖和,但含有丰富的紫外线,有春天的气味。晚上蜷在里面,像扎在麦秸垛里一般惬意。
不过班长不让我老晒被子。她说,你的被子本来就比别人的短,叠起来就不好看。刚晒完的被子,囊得像个面包,哪儿还拍得出横平竖直的线,影响军容风纪。
于是晒被子的日子就成为我奢侈的节日。我会早早地钻进被子,让那个夜晚抻得很长。我会看到阳光毛茸茸地刷着我,白色的蒲公英粘在睫毛上,一只金色的蜜蜂在我耳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