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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参加了党的爱国学者、*斗士、忠诚党员,竟在罪恶滔天的“*”中成了祭旗最先倒下的牺牲者,连他多病的妻子和养女也未能幸免!这样的人间惨剧,怎能不让人万分愤慨,万分悲痛!

转眼间,今年已是吴晗先生逝世40周年、诞辰100周年。但愿先生地下有知,知道乌云早已散去,他的冤案早已得到*昭雪;他的光辉一生和悲惨结局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景仰、同情和敬重。在他的母校清华园内已为他建立了由*同志亲笔题词的“晗亭”,还有酷似他本人的雕像;他将永远成为青年学子的楷模;他的英名将记入历史,永垂不朽!

王煊城 天真犹自笑盈盈(1)

——悼吴晗师

在“三家村”冤案*之后,吴晗的难友廖沫沙同志,面对着吴晗1964年的一帧面带微笑的照片,写过一首痛悼吴晗同志的诗:

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

可怜一觉开封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开封府,是北宋的首都汴京,包公做过开封府尹。这里指吴晗歌颂过清官海瑞,也联系他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天真犹自笑盈盈”,正好描绘出吴晗先生平时经常的音容笑貌,受过他教诲、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在笑盈盈中,他把温暖给了人间,把心血倾注于革命,把做人的道理和渊博精深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

1941年9月,我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吴晗先生主讲我们的中国通史课。抗战时,条件差,上课地点在一个食堂里,里面只有少数几张饭桌,几十条板凳,上课的学生总共有二三百人,有的自带凳子,有的席地而坐,杂乱地挤满一堂。我第一次去上课,只见吴晗先生早已笑盈盈地站在黑板前了。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戴眼镜,镜片后面眯着眼睛微笑着。上课时间一到,他又是笑盈盈地说:“上课了。”奇怪,课堂里立刻鸦雀无声。那时他才三十出头,已经是教授了,精力充沛,每次讲课总是站着连讲三小时。响亮有力,语句简洁,逻辑性强,时有警句,见解精辟,结构严密,笔记下来,一次课就是一篇好文章。他讲通史,很有创新,不只是流水账式,而是分成十几个大问题,如“官制”、“赋役”等,探溯源流,论及发展,明其得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实事求是,是非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如王安石,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评价甚高。对反动事物,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善于联系实际,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例如他讲元朝时把人分等,他就说一句:“我看现在也差不多吧。”又如,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急,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竟用飞机把几条洋狗抢救回重庆,而弃许多著名爱国人士于不顾,吴先生在课堂上就说:“南宋亡国前有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有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他在课堂上不仅给学生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启发学生关心国事,认识反动派的本质,提高爱国热忱。他又讲得生动,深入浅出,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1942年的春节,一位在北大印刷厂工作的义乌老乡,陪我去见吴晗先生。这时,吴先生住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正忙着做饭,见到我们就笑盈盈地热情招待,谈些家乡义乌的消息,接着就说:“今天年初二,按照乡风,该在我这里吃饭。你们在昆明没有家,就算在这里过年吧。”不容分说,吴先生就自己去做饭,做完后,先拿饭给生病的师母袁震在床上吃,多年来都是这样的。袁震是吴先生清华时的同学,也是历史学家,思想先进,才华出众,曾发表过《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不少文章。他们常在一起研讨学问,产生了感情。袁先生患有结核病,而且是脊椎结核,长期卧床,吴先生细心周到地照顾她。老实说,吴先生家里的人是反对他们结婚的。吴先生说:“两个人要好,不仅应当在顺利时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的情况下要好。”婚后,袁先生仍卧床不起,又没有儿女,吴先生对她感情真挚,照顾备至,始终不渝,联大师生传为美谈。

王煊城 天真犹自笑盈盈(2)

第一次和吴先生见面,他就主动地问我:“家乡沦陷了,读书费用有困难吗?要坚持下去。困难,大家想办法。”接着,他又是笑盈盈地拿给我十元钱,说:“以后你每月到我这里拿十元钱,方便的时候,你老家把钱还给我家乡的老父,这算是‘互汇’,也是‘互惠’吧。”并说:“以后再想办法找点兼差,半工半读,一定要把大学念完。”以后我真的这样做了,也是吴先生推荐的。当时,我心里十分激动,我们素不相识,家庭亦无渊源,我只是一个他的同乡和学生,初次见面,就想得如此周到,真诚关怀,并且,实在是多亏他的帮助,才使我终于读完了四年大学。如今,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吴先生过早地罹难也已经15年了,想起那次与吴先生的会面,那笑盈盈的对青年人的热忱,怎能忘却?我总感到他虽死犹生。

吴晗是十分勤奋的学者,是民族的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迫使他走出书斋投身*革命。在抗战时的昆明,在党的领导下,他和闻一多先生经常并肩战斗,进步活动的场所,常看到他俩一起出现,他们大声地发表热情洋溢的精辟的讲演,宣传抗日,要求*,指斥反动逆流,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同学们把闻、吴二先生,一个比作雄狮,一个比作猛虎。许多青年人受到激励,眼睛擦亮了,胆子壮起来了,看清前途,从而有的转向进步,有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派对闻、吴二先生恨之入骨,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想置于死地。他们还造谣说闻、吴是苏联特务,恶毒地把他们取名为“闻一多夫”和“吴晗诺夫”。他们的处境恶劣极了,学生们担心他们的安全。有一次,我对吴先生说:“要多加小心啊。”吴先生仍是那么笑盈盈地说:“他们的‘穷极无聊’,你知道‘黔驴技穷’的故事吗?”对个人安危,只是一笑置之。

抗战时教授的待遇很低,吴先生上要供养老母,爱人长年生病,几个弟妹从家乡出来求学,也要供给费用。吴先生自己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穿的经常是蓝衫一袭,破鞋一双,吸着昆明地摊上买的手工土制香烟,有时还不得不卖去一部分他十分喜爱的书籍。但是,他不管自己如何困难,总是先想到别人,又能洁身自爱,以模范行动感染学生。有两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我和他妹妹吴浦月、妹夫宋汝纪在宣威一起工作的时候,春节我回到昆明,送给他两个火腿罐头、几包香烟。临行时他交给我一个任务,把一百本《*周刊》带到宣威销售。他送我到门口,忽然说一句:“这一百本,卖、送都由你,钱不用寄回了,你才工作,来一趟不容易,补充一点路费吧。”吴先生啊,你对青年人真是体贴入微。另一件是,有一次,大概是1944年吧,我在翠湖边遇见他,他手拿一捆线装书,往市区走,我知道吴先生又要上旧书店“割爱”了,就说“太可惜了”。吴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在湘桂线大溃退,千家驹先生围困在广西,经济十分困难,大家在凑钱接济他。书嘛,以后好再买的。”我又看见他眼镜后眯着的眼睛,仍是那么笑盈盈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先生和千先生的关系,他们是金华中学的同学,又是*革命的战友。我只是在心里想起古人说的一句“助人为乐”的老话,感到自己应该学习吴先生的“先人后己”的美德。

往事如烟,有许多是记不清了。但是,在和吴先生有较多接触的四五年中,我感到吴先生在当时虽然已经是名教授、名学者,可谓是名人了,却从不摆架子,而且在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中,从“心底无私”中流露出可贵的纯朴天真,还带着浓厚的义乌一带农村的泥土气息。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战士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而且,按照俗话说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了,但是有些义乌老乡去北京看到他,依然是天真朴素,笑盈盈的。他正直、善良,又加上天真,想不到竟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如今陷害吴先生的人已受到应有的惩罚。千秋功罪终究分明。“天真犹自笑盈盈”的吴晗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站在他的学生面前继续教育学生为四化献身。

(原载《故乡的怀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侯大乾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1)

——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

一个人当他还健在的时候,同他接触、交往的一些印象,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冷漠与朦胧;但一旦当他不幸逝世,特别是蒙冤负辱离开人间,那已朦胧的印象,就会在怀念和激愤的泪水中得到“显影”。于是,他过去的一切就又清晰地、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的眼前,久久不能消失。

此刻吴晗同志那朴实可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同他那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情操,交织在一起,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也加深了我对他的怀念。

我第一次见到吴晗同志是在1941年。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了优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地解决中国问题,以扩大它对国际的冒险。因此,它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诱降和威逼的相辅而行的方针,和平谈判不成,接着就用军事压迫,国民党由于坚持*反人民,经不起日军的扫荡,相继丢失了大片大好河山。四大家族那种黑暗统治和危机,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考进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的课堂上,我见到了吴晗同志。他个子不太高,身体很强健,穿一件灰色的大褂,戴一顶破旧的礼帽,脚上是一双旧皮鞋。这朴素简单的外表,使我颇有点不相信他就是颇有名望的吴晗教授。但是,一讲起课来,他就判若两人,完全是一副学者和战士的风度。他与他的博学多闻,多才善诱,像春风化雨,充分满足了我们每个同学对知识的渴求。他又以古为今用的讲授方式,用事实用隐喻,讲述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本质,像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我们同学要求进步、要求*的思想窗口。

当时的昆明是抗日的大后方,由于地方统治者与蒋介石集团既有勾结又有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运动得以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吴晗同志又目击了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人民受苦的境况,这些都使他感触很深。于是,在讲通史时,就不单单是讲历史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着重地讲了历史上的兴亡规律,并以此来影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能持久。他讲道:一个朝代的政策、措施,如果较开明,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朝代就兴;反之,皇道昏庸,任人唯亲,政治上不开明,则前途一定没有好结果。他大胆地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压制*、鱼肉人民,是在走衰落灭亡的道路。在当时国民党特务如蝗似蚁的昆明,吴晗同志敢于直言不讳地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显而易见,没有强烈的爱憎、无畏的胆识是根本做不到的。

在旧社会的大学里,一般教师都是教书,只管教书,不管教人;课上讲完,下课就走,什么都不管。而吴晗同志不是这样,他是又教书又教人;不仅在课堂上,而且在课后,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热情辅导,并且经常帮助大家进行时事分析。同学们都把这位性格奔放、平易近人的中年教授视为自己的兄长,非常乐意和他接近。记得那时他的家里经常成了辅导的课堂、时事讨论的场所。

时局发展得很快,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总算是以我们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了。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坚持倒行逆施,继续*反人民,因此,内战的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应运而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些同学办了一个周刊,在昆明发行,宗旨是要*,要和平,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当时类似这样的周刊,在昆明有好几家,吴晗同志对于这些周刊有些是进行了指导的)。由于吴晗同志工作很忙,加之刊物较多,他没有直接为我们刊物写稿,但他经常介绍一些知名的*人士,倾向进步的青年以及地下党同志,作为撰稿人,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侯大乾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2)

那时国民党统治的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我们的周刊也没能逃脱这可怖的阴影,很快就发生了经费的危机,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吴晗同志获悉后十分着急,他一面劝说一些撰稿人不要稿费,一面提议合并刊物,以便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那是一个秋风瑟瑟的傍晚,在一所私立中学里(因其校长也是刊物主办人之一),吴晗同志主持了我们与另一个进步刊物的合并仪式。狭小的屋子里,烟雾缕缕,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有时将眼镜拿下来,用手绢擦擦眼,心情看来不大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他激动地说:“出版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老百姓没衣穿没饭吃,没有出版自由也没有出版的费用,岂有此理!愈是这样,我们愈应将刊物办下去!”过了片刻,他点着了一支烟,长吁了一口气:“眼下我手头不富裕,虽然我是教授,但物价飞涨,节余甚少,而且还要接济别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将刊物合并起来,把人力物力集中一下,让刊物继续办下去。”紧接着,慷慨激昂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蒋介石要打内战,要我们刊物揭露这一阴谋,宣传和平、*。

正因吴晗同志关键时刻的帮助,使我们这个合并后的刊物能在内战的激浪中站住了,一期接一期,宛如一支接一支小小的投枪、匕首,投向了内战祸首的胸膛。

吴晗同志坚持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刚直不阿精神,使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深为敬佩。给我印象最深的许多事情当中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们西南联大的同学组织了一次“五四”纪念晚会。以前像这样的纪念会、报告会,吴晗同志是常常出席的。他的精彩讲演总是博得阵阵的掌声。这次我们又准备邀请他,可是由于*运动在昆明的日益高涨,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有鉴于此,我们几个主办大会的同学到吴晗同志家里请他时,特别告诉他,肯定会有特务学生捣乱和破坏,会场秩序不会好,请他考虑要是不便去的话,就写个书面发言也行。他听见后,眉毛一竖,手拍书案,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我一定去,发言不写书面的,我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在那天的会上,会场里的确很乱,但是吴晗同志就像没看见似的,同往常一样走上讲台,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提出要科学,要*,并说,从这一点上讲,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应该继续斗争下去。他满腔热情的演说,震撼了捣乱分子,使会场秩序异常热烈、严肃。

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四人帮”,曾经给吴晗同志编造了许多“罪状”,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然而正直的历史学家尊重历史,历史也为历史学家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四人帮”诬陷吴晗同志是“*老手”,但事实上,白璧无瑕的吴晗同志问心无愧地从未写过一篇“*文章”。“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说吴晗同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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