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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张作霖之死（第1页）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也是日本帝国大正十五年。

这一年圣诞之夜冷得出奇，东京的一些酒吧里，时髦青年过着西洋人的节日，但更多的市民躲在家里，茶余饭后，谈论着他们关心的事儿，比如满洲问题。

感觉有点怪，但日本人觉得一点也不怪。

满洲是中国的东北，跟日本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有，而且关系大了。走在东京街头，你问一个小学生：知道满洲吗？他会告诉你：那是日本的生命线！

日本人的这种想法不是凭空吹来的。

1868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的机会。有时候，国运如人运，充满偶然性，一步走错，想追上来，不那么容易；反过来，就会跟变形金刚一样，身子一晃悠，就起来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像个传说中的暴发户，一下子就成了。

与此同时，大海对面，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像接恋人雪片般的情书一样，被列强们的一个个不平等的单子包围着，每签下一个，身子就虚弱一次；又像落水的流浪汉，虽然拖了一根辫子，但不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在谈到中国时，已经是这种腔调：中国不足惧，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啦！

井上馨的师父是明治维新的“老前辈”“忧国志士”，“愤青”吉田松阴，所谓“日本放眼西方第一人”。当年，美国人佩里准将带着六七条军舰敲开日本的大门后，送给日本人一些“玩具”，除了一个超级火车模型外，还有电报机、望远镜什么的。一下子就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人给震了。他们抱着“玩具”，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结果发现：只能送点优质大米给美国人。

那一代日本人，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受了刺激，所以后来开始嚷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要向欧美看齐。吉田松阴呢，这哥们儿当时一度想偷渡到美国，想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但没跑成，只好在乡下非法办班——松下村塾，在那儿议论时政，并一度计划刺杀幕府高官，搞到最后被人打死，不到30岁。

吉田这小子虽然年轻，想法却非常强大。他特别焦虑日本的命运，在欧美的舰炮下，一不留神就得跟中国一样了。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打别人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对外侵略。他认为：一旦日本国力充实了，就该向海对面的大陆“发展”，让朝鲜进贡，进取满洲，占领台湾，征服整个中国，以至兵临印度！

吉田一定觉得命运不济，要不然，明治维新成功后，自己肯定会混个首相当当。因为他死后没多久，他的几个高徒就联合一些人搞掉了闭关锁国的幕府，拥着明治天皇搞起了维新。这些高徒，除井上馨外，还有“明治维新第一人”木户孝允、倒幕运动的军事统帅高杉晋作、日清甲午战争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日本现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

只说这个山县，出身“倒幕”两大藩之一的长州藩[1]，他搞了个理论：除本土主权线外，日本还该有条利益线。利益线就是“跟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地方”。他认为，对日本来说，满洲是利益线最关键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线。作为一个岛国，他们没战略纵深，加上资源贫乏，经济依赖性强，一旦被卡了脖子，很快就上不来气儿了，所以得打对面大陆的主意。山县那一代军阀政客，差不多脑子里都有这么个想法。

这就是日本的“大陆政策”。

1937年初秋，京都第16师团的战船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海面，该师团第20联队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船到达大沽海面……这下终于到达了中国。大陆！大陆！憧憬已久的大陆！……真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啊！”

兴奋又贪婪的口气。

明治维新后，这个政策被推上政府轨道。明治诏书称其为“开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人们不怕一个疯子，也不担心一个按部就班的正常人，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疯狂而严肃，这就很可怕了。

回到1926年的圣诞节。这天发生了件事儿：天皇死了。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量级的新闻。

据说，日本的第一代统治者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神武天皇，他在公元前660年建立日本国，从此天皇万世一系，未曾断过血脉。但仔细琢磨，也有疑问：这位神武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嘛，是否真的存在是一个大问题。别管这些了，先说死的这位天皇吧，是明治和昭和之间的大正。

大正天皇叫嘉仁，日本天皇只有名，没姓儿。嘉仁是明治天皇睦仁唯一活下来的儿子。1912年，打败了中、俄而让日本坐上强国“过山车”的明治天皇死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都哭了，他们是真动感情了。有人没耧住，自杀殉葬了，就是那个日俄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把士兵当肉弹往俄国人的高地上送的乃木希典。等大伙平静下来后，发现已经是大正时代了。

说起来有点遗憾，这位天皇的精神状态很糟，确切地说，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一次召开国会时，他把诏书卷成圆筒当望远镜，瞄向自己的大臣……这确实叫人很无语。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活神，而这位活神如此古怪，以至每次在重要场合，尤其是接见外国使节时，大臣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自己的陛下会干些什么。所以，一着急，他们就拥戴大正之子裕仁出任“摄政”处理国家机要了，这是1921年。

大正年代早期，日本内阁还是一种藩阀政治，由明治维新的功臣轮流掌权，新兴的资产阶级觉得这样一直下去不像话，就支持一些“粉”西方的政治家搞政党政治，那时候军部还比较收敛，“大正之春”就这么来了。

现在，这位天皇死了，皇宫里一阵忙活，首相若槻礼次郎带领大臣们簇拥着25岁的皇太子裕仁即了位，成为第124代天皇。

接下来的头等大事，不是给死去的天皇出殡，而是给新天皇取个年号。日本“有关部门”锁定“光文”二字。大正天皇是圣诞节死的，消息灵通的《东京日日新闻》[2]抢先发了号外，公布了新年号。内阁觉得很没面子，一点也不神秘了，没意思，你们不是报道了“光文”吗？就偏不用这个，最后选择的是备用年号：昭和。

日本天皇年号的用字，都取自中国古代的典籍。“昭和”二字出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日本天皇换岗前后，中国发生了大变化！

前一年春天，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京城。武昌首义后，清王朝土崩瓦解，但随后十几年，大小军阀纷争不断，中国仍是一团糟。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无论怎么个努力法，关键都是人才。对当时来说，最紧缺的自然是军事人才。而且，以前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也告诉孙中山：有支能抓在手里的军队多重要！所以，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后迁到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这个学校打造的人才，多年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有个评价，那个评价怎么说来着？先不急讲。

我们只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就成立了。1926年7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扫灭北洋军阀的统一战争。当时的国民政府施行的是“革命外交”，一扫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举一动都颇为给力，北伐军更是朝气蓬勃，在短时间内就驱逐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巨阀，兵锋直指北洋世界最后的统治者：坐镇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有点紧张，心想别再被蒋介石收拾了。但叫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收拾他的人，不是从前面过来的蒋介石，而是站在身后的日本人。

在当年，日清甲午战争后，日本人不但从清政府那里讹了2亿两白银和台湾，还割走了辽东半岛，这让西洋人也看不过眼了，尤其是在远东有不少利益的俄国，于是俄国沙皇联合法、德进行干涉。当时日本虽发展神速，但还没强大到能跟这三大佬对抗的地步，只能恨恨地把到嘴的辽东再吐出来，但又敲了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后来日本人发动日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报这一箭之仇。

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豪赌，他们押上的不只是银子，还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步履蹒跚易推倒的中国清政府，而是被称为“欧洲宪兵”的俄罗斯帝国。如果输掉战争，30年来明治维新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日本整个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如果赢了，他们将真正成为与欧美平起平坐的世界第一流强国。事实上，直到日俄战争前，欧美列强跟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没全废除。

所以在对马海峡的海上决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升起“Z”字旗，旗语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全体将士奋勉努力”。这个崇拜中国明朝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的来自日本鹿儿岛的矮子，在参谋秋山真之的帮助下，最终竟完灭俄国舰队。如果说东乡指挥的海战——实际上是秋山的功劳——颇具技术含量的话，那么乃木希典等人指挥的陆战就乏味多了，只会用死尸填。但俄国人还真含糊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已经彻底疯了。

根据日俄和约，俄国人把从清政府那里租来的旅顺、大连地区“转让”给日本，一起归日本的还有俄国人建的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即南满铁路。日本把旅大地区改名“关东州”，并以护路保侨为名驻扎军队，这就是关东军。

很多日本人认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满洲都关系日本国运。跟俄国人开战，不但战死近十万将士，还把整个国家都赌上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在那片黑土地上怎么折腾都不过分。但话又说回来，这里到底不是日本的领土，大伙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到头来他们还得找个人给他们干事儿，几经筛选后，张作霖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