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像前文说的,在隋唐时期,其实文举进士这些并没有太多的特权,只能说明你是个文化人,别的好处也没有太多。
虽然当时他们特别有才华者,也会收到一些权贵人家的追捧,与其联姻等等,但都少之又少,当时人们的主流观念,还是与门阀世家联姻,这才是上档次有面子的事情。
一直到宋朝以后,文举进士们的身份地位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的是从五代乱世中转息之间就翻身做主,牛叉到不要不要的。
别的不说,光是你考中进士后,就不愁没有没娇妻了,有的是权贵人家与你联姻,而且是抢着要,就怕你不答应。
这不是作者菌胡诌,而是真的,因为在宋代,由于文举生们的身份地位实在太高了,所以为此还诞生了一种独特的娶亲风俗,那就是“榜下捉婿”。
榜下捉婿,顾名思义,就是在发榜之日,各地的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的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堪称疯狂,比商场吐血打折甩卖还要疯狂,几乎就是明抢,因此坊间便称其为“捉婿”,可谓是文举生们难得的春天啊,着实羡慕了无数人。
包括不少宋人的笔记对“榜下捉婿”都多有涉及。
当然,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涵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它说明了宋朝时的经济崛起,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于是只能通过这种联姻手段,将有前途有地位的文举进士们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以达到提高自己身份地位的作用。
毕竟前文都说过了,宋朝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金榜题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
但大宋官位毕竟有限,经不起天下人争抢,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
所以大家只得卧薪尝胆寒窗苦读,“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人的誓词。
就连当时的宋真宗赵恒都在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这首诗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便是:“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自然就造就了众多未婚大龄青年乃至大龄壮年,拼了命的开始读书科考,就为了能借此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这也影响了众多大宋朝的女士们,俗话说得好,“女怕嫁错郎”嘛,既然做官的吃香,于是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这才出现了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的风俗。
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
要知道在唐代,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
所以,宋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就拿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来说,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可以说,宋代士人在经过“十年寒窗”的艰苦努力之后,一旦科举登第,得到的将会是精神、物质两方面的超值回报。
虽然前一个标准是主要的,但是后者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出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也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从女儿到妻子的转变,她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担当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这一作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是更加被重视的,宋代自然也不例外。
因而为女儿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常常是使父母伤脑筋的大事。
不过,所谓的理想对象既不是女儿的个人意愿,也不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亲从维系、发展家族的角度来考虑的。
因此在科场选婿者,不乏“饥不择食”者,将习俗所重视的阴阳吉凶、家世背景等都抛之脑后,甚至是这位新及第进士是否还是单身都来不及考虑,就将之抢了过去,当做女婿。
像是曾有一个新及第的年轻举人,体貌亦不凡,为一权势之家看中,其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该青年既不拒绝,也不逃避,而是欣然而往。
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
此青年微微一笑后,是不慌不忙的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推辞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