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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章 银鞍契丹直（第2页）

所谓“山北“地区，历史上又称为“山后“或山后八军“（八军，有时也称八州，当时幽州属郡计有:幽，涿，瀛，莫，平，营，蓟，妫，檀，沧，景，德，蔚，新，武等15州。

其中的妫，蔚，新，武诸州与隶属并州节度的云，应，朔，儒诸州，共称山后或称山北八州）。

在这些州军中居住的主要人口，多属依附唐朝而来的游牧民族部落。

在这些部落的人口中，除已知保持部落形态不变的西部奚外，还有数目众多的契丹，吐浑，室韦以及沙陀突厥等。

早在刘仁恭统治幽州地区时（895—907年），就已经充分利用这些独特的军事资源了，史称:“奚，臀部落，当刘仁恭及其男守光时，皆刺面为义儿，服燕军指使。”

而在《新五代史》中则记载:“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刘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为银胡禄指挥使，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晋，以为飞胜指挥使。”

王思同出任的“银胡禄指挥使”，管辖的应该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军队。

据《资治通镒》记载:守光囚其父，“银胡禄都指挥使王思同帅部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两千奔河东;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几，亦奔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克用李承约为匡霸指挥使，思同为飞腾指挥使。”

而关于“银胡禄”的话，《资治通镒》注日:“胡禄，箭室也。“而两唐书《兵志》的记载，也同样表明“胡禄”就是骑兵用来装箭的匣袋。

另外，在宋朝的词曲中也经常见到用“银胡禄“与“金仆姑“对举的用例。“金仆姑“形容的是箭，“银胡禄“形容的就是盛箭的匣袋。因此，“胡禄“在唐朝时就已是蕃骑必需携带的装备。

而王思同率领的军队被冠以“银胡禄”的称号，说明它是一支由佩带银质箭匣为标志的军事力量。

那么，这支军队为何称为“银胡禄”呢?有两点足资借鉴。

其一，五代时期，藩镇之间崇尚夸耀“军容”之风。

如后晋安重荣之乱，“其将赵彦之与重荣有隙，临阵卷旗以奔晋军，其铠甲鞍辔皆装以银，晋军不知其来降，争杀而分之。”

赵彦之率领的军队就是一支待遇好，战斗力强的部队，也是崇尚夸耀军容的具体表现。

还有，天韦占七蔚州，《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粱纪一》第8672，太祖开平元年四月己酉条注，作檀州，日“卢龙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

同时在公元910年，周德威与后梁大将韩勃对阵时，“韩勃率精兵三万，铠甲皆被缯绮，金银炫耀，望之森然。”

韩勃的三万精兵，也是一支待遇好，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

当时藩帅各有“精兵”，不仅厚加给养而且装饰光鲜，这是形势使然，目的在于以恩宠邀人心，五代时期，莫不如此。

其二，游牧民族历来有用金银装饰器物的习俗如“银胡禄”，就是用银片（或银叶）装饰起来的箭匣，这种装饰习惯也是草原民族的通例。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二月，“药彦稠进回鹘可汗先送秦王金装胡禄”，即用金叶装饰起来的箭匣（或箭袋）。

而游牧民族对于马具的装饰也是如此，所以，契丹鞍具的样式，在五代时就已风靡中原，号称“契丹样”其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装饰华丽，成为当时互相赠送的礼物，以及中原政权三令五申禁止制造的禁品。

晋王李存勖于913年吞饼幽州地区之后，也积极利用燕云地带或“山后八州”丰富的军事资源，史称“李承约字德俭，蓟门人也，少事刘仁恭，为山后八军巡检使，将骑兵两千人。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承约以其骑兵奔晋，晋王以为匡霸指挥使。”

与李承约一起归降晋王的幽州军将还有王思同，从晋王对这些降将建立的军额军号来看，无疑认为他们的归属会起到“匡威定霸”的奇效。

所以，李存勖在获得幽州地区后，立即扭转了与后梁抗衡的颓势状态，并任命心腹大将专门管理“山后八州”地区。

晋王及后唐时期，管理“山后八州”的专门机构是新州团练使，又称“山北团练使。”

李存勖以其弟存矩为新州团练使，统山后八军。此后，太原镇的“胡骑”在军阀割据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910年与后梁爆发的“柏乡之战。”

“晋王进军，距柏乡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骑迫梁营挑战，梁兵不出，营于野河之北，又遣胡骑迫梁营驰射，且诟之。”

“山后八州”资源的重要，也引起了其他割据政权的垂涎与羡慕，朱全忠就是如此。

史称:周知裕“幽州人也。为刘仁恭骑将，梁太祖得知裕喜甚，为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与晋战所得，及兵背晋而归梁者，皆以隶知裕。粱晋相拒河上十余年，其摧坚陷阵，归化一军为最。

朱全忠的“归化军“，颇有拾人牙慧，用其孑遗的意味。

由于山后地区充沛的军事资源，造成了幽，并地区成为天下强藩;又因为幽，并两镇的统合，造成了五代时期多朝天子皆出太原的特殊现象。

当然，幽，并两镇不仅拥有强大的骑兵，还根据民族部落的不同特点，组织了不同称号的军队。

但用契丹人组成军队并直接投入军阀混战的战场，则首见于刘仁恭割据幽州时期。

因此，所谓“契丹银鞍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或出现的。

兵员构成以契丹人为主，配备的马具（鞍）质量佳好，多以银叶镶嵌，故名“银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