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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四章 大融合与大发展（第2页）

此时，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

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

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

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

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国时，蜀汉与南中少数民族、孙吴与山越族加强了联系，促进了当地的开发。

东汉以来，西北边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陆续内迁（“五胡乱华”），与汉人错居，并分建十六国政权，民族大迁徒冲垮胡汉界限。

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加强;，汉胡渐渐融为一体，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当然，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少不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其次还有少数民族政治家的改革，为适应民族融合的趋势，北魏教帝禁旧俗，行汉化，促进了鲜卑族及北方各族的封建化，促进了民族融合。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这为隋的统一提供了条件。

到了隋唐则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各民族迅速发展，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通过战争、和亲、册封、设管理机构等加强了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融合进步加强，形成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潮。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

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

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

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