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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章 贡献（第3页）

蔡元培对翻译事业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中国译学的建设，1901年，蔡氏任职于南洋公学译馆时曾参与创办《外交报》，并撰文《译学》。

他批出:“译学二别:一政界之事，一学界之事。”

他的政界译学指的是与外交有关的翻译工作。他回顾我国从周朝至近代的翻译史，指出，进入20世纪后，“公法大明”，应懂得“苟其保自主之权，申善邻之义，国无大小，号回平等”。

交涉上野之程度，即为其国安危之所系。

而我国职外交者，或通语言而昧政策，或究政策而绌语言，蛰巨相依，事多隔阂。此译惟丞也。

至于学界之译学，指的是学术性翻译。他回顾我国的学术翻译史，指出我国译学尚处于初级启蒙阶段，欧美各国传教士在我国传教，日本佛教在我国传播，皆以其国语言译之，我国的学术学教界也应重视译学的发展。

从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来谈译学，蔡元培的观点对于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有中特色的翻译研究，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还有就是重视译才的培养。

以及提出“横译”、“纵译”的概念，扩展了翻译的含义，并为后业的新文化白话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1906年蔡氏在北京译学馆的国文学讲义中指出:“??而吾既习惯于吾国之文，则于读书听讲之际，不知不觉间接于国文，而后领会，此其所以为详也。”

关于“纵译”与“横译”，蔡氏认为导域语言的翻译为“横译”，古今语言的翻译为“纵译”。

并认为由意识而发为语言，这也是一种翻译（蔡氏称为“一译”）蔡氏的论述可与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逊的翻译三分法（语际翻译、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做以对比，充满哲理性，对我国的译学理论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王国维的话，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走科举之路，后因甲午战败，转学西学。

1898年进《时务报》做校对，后受罗振玉资助到日本留学。1907年罗又举荐到京任职。

辛亥革命后随罗氏留亡日本，1916年回国，后入清华园从事研究工作，1927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

王国维的学术视野非常广泛，在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建树，对于中国近代译学也过突出贡献。

1905年4月，王国维在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论文《论新学语之输入》，最早从思想方法比想和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形容翻译。他在文章中开头指出:“近年，文学上有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阳。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惟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

中国人偏于实际通俗，帮不善于逻辑思维和语文文法，不善于分类和抽象;西方人过于抽象，“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

由于不同的思维特点和方法，王氏指出:“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吴独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语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面对不断涌入的西学观念，日本所造西语之汉文也以侵略之势而侵入我国文学界。

王氏对日本译名采取了实是求是的态度。日人之定名，亦非敬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

用日人之译名可以免去重新创造之麻烦，而且便于两面三刀国学术交流。

像是1970年10月至12月，王氏还在上述杂志发表了《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后被重刊于《学衡》第43期针对章氏屈意改造原文中的名词迎合英国读者的做法，王国维认为翻译哲理性伤品（如《中庸》）要注意概念要严密性，要忠于古人”。

他指出辜氏翻译有两大弊病，一是“过于求古人之说之统一”，二是“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前病失于古书之意义;而后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

“吾从之译古书，如其量而止则可矣。或失之减，或失之增，虽为病不同，同一不忠于古人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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