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上述这些外,清代的科举制度仍旧按照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还颁布了纳制度。
并且在康熙十七年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用以罗致“名士”,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
在施行羁縻政策的同时,又严禁文人结社,并大兴文字狱,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
同时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变动,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
例如杨风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
也正是因此,所以自顺治九年以后,清朝政府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
到了雍正三年更是定例究查,而且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像是康熙二年的“明史案”,除庄廷钝先死,“焚其骨”外,“所杀七十余人”,受株连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
此外,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等,实行残酷镇压,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
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
明清之际,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出现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亲身经
历了明代的覆亡,亲眼看到了明末社会种种腐朽黑暗,参加了抗清的军事斗争。
他们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长期观察和分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
他们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对封建社会本身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有的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统治的积弊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补偏救弊的改良方法。
如黄宗羲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认为“自秦汉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他们还提出了均田的主张,黄宗羲主张把全国耕地先“每户授田五十亩”,“余田??以听富民之所占”,同时按土质分别“田土之等第”,地税均“以十一为则”。
王夫之在《噩梦》里更进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以说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对民族压迫的和批判。
还有顾炎武对于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别注意,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以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
他所说的“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沦亡。他认为保国是君臣和有职守的人的责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在时代的刺激下,他们反对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主张,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复兴民族的目的。
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黄宗羲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这就开始转变了明末空疏的学风。
稍后,阎若璩、胡渭等立汉学旗帜,攻击宋学。
这些对于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
清初的进步作家,民族意识强烈,对现实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明遗民以诗文著名者如顾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也多有反映。
另外,屈节降清的吴伟业,在他的诗里也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变乱,艺术性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