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需要说明,嘉庆年间的《镜花缘》是继《红楼梦》后比较优秀的一部小说。
作者李汝珍是直隶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人,曾任河南县丞,终身不达。
他学问渊博,精通音韵,旁及杂艺,著有《李氏音鉴》,而《镜花缘》的话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拟写二百回,结果只完成一百回。
作品写唐女皇武则天令百花寒天齐放;众花神不敢违旨,开花后遭到天谴,被谪为一百个女子。
而花神领袖百花仙则托生为唐敖女小山,唐敖科举落第,心情沉郁,随妻弟林之洋泛海出游,经舵工多九公向导,历观海外诸国异人异事后入小蓬莱求仙不返。
小山思亲心切,出海寻父,却意外地在小蓬莱泣红亭内录得一卷“天书”。
回国后恰逢女试,录取百女,实则令被谪花神在人间重聚。
众女及第后,拜谒宗师,连日饮宴、赋诗、游戏,尽欢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
最后中宗复辟,尊则天为“大圣皇帝”,而则天又下新诏,宣布明年重开女试。
同时随着雍正七年“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之后(王之春《柔远记》,卷四),人们的眼界开始扩大,日益要求打破闭塞局面。
所以这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据《山海经》以及汉晋宋元以来笔记杂著的记载,驰骋想象,在《镜花缘》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许多海外奇国,着力描绘了这些国家的奇闻异见。
一则以寄寓自己的社会理想,一则以讥弹当代的黑暗现象。
这些类似《聊斋志异》中“罗刹海市”的国度,各有自己独特的风习。
君子国好让不争,宁可损己,不能损人。大人国民风淳厚,待人宽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体现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
而两面国则嫌贫爱富,欺诈成风,一张张亲切的笑脸迎人而来,藏在浩然巾后的本相却狰狞可怕。
这正是封建社会虚伪、狡猾的写照,像是齿国人聪慧好学,两个女孩儿大谈音韵,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浃背,可见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
然而白民国却有学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
而淑国假装斯文,酒保竟用“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莱要一碟乎?两碟乎?”去询问顾客。
把醋当酒的老儒,咬文嚼字,一段日常对话竟连用了五十四个“之”字。
这正是作者对儒林中的不学无术,酸腐不堪的学究进行尖刻的讽刺。
他反对八股文,主张分科考试,量材录用,使有一技之长者各得其所。
这种要求显然适应了社会分工日渐细密的发展趋向。
此外作者还写了无肠国的刻薄腌躜,为富不仁,用粪便养活奴婢;毛民国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结胸国的好吃懒做,翼民国的酷好奉承,豕喙国的善于撒谎。
就这样,作者在这些虚构的国度里,以酣畅尖刻的笔触,相当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和种种恶俗的憎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镜花缘》竭力对一切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自‘嫁娶、葬殡、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过侈”,风鉴、卜筮、讲属相、择风水等等迷信风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评论,提出了改革办法。
但是罗列现象多,深入揭发少,更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而封建士大夫的气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举,反对风水迷信却以孝道为本;他的乌托邦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范畴。
而一切理想的海外乐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辅,它们的社会结构也依然是封建制。
要求提高妇女地位是《镜花缘》十分突出的主题思想。
这和当时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追求个***的社会启蒙思想的抬头是有关系的。
作者在四十八回《泣红亭记》里说:“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这多少流露出作者为妇女扬眉吐气的创作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