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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从小铁丝网里传来的惨叫声愈来愈高，我终于忍不住对史密斯说：“上尉阁下，这样下去恐怕要打死人。真死了人恐怕会给您，也给联合国军带来麻烦。”

史密斯仔细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好吧，我们去看看。”随即走了出去，我跟着他到了小铁丝网前面。

史密斯对站在门口督察的周演达说：“停止惩罚！”我翻译了上尉的命令。周演达看了看我的脸色，扭过头去喊了声：“史密斯总管让留他们一条狗命，弟兄们歇会气吧！”又回过头来，幸灾乐祸地对着我狞笑。我极力忍住了想向这条癞皮狗的小白脸狠狠地挥上一拳的冲动。

大门外传来了宪兵司令部囚车的刹车声，史密斯上尉便让我传令将已经被抓来的约60名“暴乱分子”押上囚车。

当我看见头破血流的战友们被押过我身边走向囚车时，心里痛苦异常。

我对史密斯说：“这些人伤势很重，是否先送医院包扎一下，以表明阁下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史密斯听了笑笑说：“OK，按你的意见办。”便向押送囚车的美军做了交待。

我接着要求说：“那我陪他们去一趟医院替医生做做翻译工作吧！”

史密斯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张，我知道你是同情这些共党分子的。你要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我镇静地向他说了声：“再见！”便随着战友们上了囚车。

坐在不透气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在黑暗中紧握着半躺在身旁的不知名的战友的手，在汽车的颠簸和轰鸣声中心潮翻腾：“我就这样结束了在‘86’的斗争？我完成了赵政委的嘱托么？明天叛徒们没法升狗牙旗了，要是没有美国鬼子进来，我们这一仗肯定能打赢！今后‘86’更加困难了，我们那些还没有暴露的留在‘86’的斗争骨干担子更重了…”

第八章　“刑事罪犯”

成了“刑事罪犯”

1951年10月9日晚，我们被押送到巨济岛64野战医院，美军医生和人民军战俘医生给被打伤的战友做了简单的包扎治疗。除了两位已不能行动的重伤战友被留下观察外，其余的人当天深夜又被押上囚车送到美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里有兵营，有办公用铁皮房子和几个互相隔离开的关押犯人的小铁丝网，它们坐落在一处较平坦的山沟里，在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里只有两个帐篷。

第二天清晨，我看见对面约50米远的小铁丝网内走动着一些戴人民军帽子的朝鲜同志。我挥手向他们示意。他们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用朝鲜话喊：“你们是中国同志么？怎么也成了‘刑事罪犯’，关到这里来了？”

我能听懂但说不好朝语，只能生涩地回答：“我们打了叛徒！叛徒大大的坏！”

这时戴白盔的值岗宪兵过来大吼：“混蛋，闭上你的嘴！”

我还是喊了句：“金日成将军万岁！”在我进帐篷时听到对面喊了句：“毛泽东万岁！”

早饭前，又一辆囚车停在拘留所前面。我们都拥向铁丝网，押下来的果然都是“86”的战友，有20多人，是昨晚我们被押走后又陆续被抓起来的斗争骨于，其中有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时占魁等领导人。

看见他们也是遍身伤痕，大家又禁不住义愤填膺，特别是他们带来了王少奇同志被叛徒毒打致死的消息，不少人哭出了声。昨天晚上，王少奇烈士第一个冲进团警备队。打了周演达。他是为了捍卫祖国荣誉而英勇牺牲的！

上午，一位宪兵进来问：“谁是张翻译？跟我出来！”大家怕我被单独送回“86”，也不愿我离开他们而去。我在战友们担心的目光下跟他走进办公室，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黄皮肤蓝眼睛的美军中尉。他示意我坐下，自我介绍说：“我是C。I。D。（美军刑事审讯科）的审查官，负责调查这次流血事件，根据史密斯上尉介绍，你可以为我担任翻译，请你协助我。”

我松了口气问：“您准备如何进行这次调查？”

“让我们先从受伤最重的人开始吧！请领他们逐个地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立即回去和时占魁、曹明商量，决定安排一个顺序，先找表达能力强的同志去，召集大家简单讲了怎样统一口径回答问题：要控诉联队警备队一贯横行霸道，任意打人、抓人，克扣大家的食品，激起众怒。这次流血事件又是他们无故抓人去酷刑拷打引起的；控诉他们这次又打死了王少奇，打伤了我们这么多人。大家要一致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把警备队主要头头送往监狱服刑。

审讯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被问到了，做了审讯记录。好在是我担任翻译，对有的战友回答得不完全或不妥当的，我翻译时都给予了适当修改补充，但我在态度、用语上完全采取了不偏不倚，就事论事的做法。

审讯结束后。审讯官对我表示了谢意并和我聊起天来。他问了我的家庭和上学情况，对我出身“基督教、高知家庭”，又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很感兴趣，便谈了他自己的情况。

原来他的母亲是美籍日本人，他姓布莱克，也是从大学法律专业学成后出来当志愿兵的。他本来只希望到母亲的故乡日本看一看，没想到朝战爆发来到了朝鲜。他说很高兴到战俘营来工作，这里比前方安全。

我就势跟他谈了在战俘营内，美方不恰当地任用了一些坏人担任俘虏官，这些入仗势残酷欺压一般战俘，引起反抗，造成战俘营内的动荡不安，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他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但我无能为力。你知道我们的官方政策是要支持那些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俘，而这些人往往很坏。我本人是讨厌那些没有骨头的背叛者的。我只能在确实查出杀人凶犯时，从军法角度提出惩办他们，但最终决定权在我的上司。至于这次流血事件，我将如实上报，你的伙伴们没有责任，要惩办的凶手是那个‘PG’队长。”

“那么，对我们这些人将如何处理？”

“按美军军法，严重肇事者将作为刑事罪犯被拘留一个月，你们可能一个月后再被送回中国战俘营。”

临走，他送给我两盒“金骆驼”香烟、两块巧克力作为酬谢。还说：“你的工作是出色的，公正的，今后不管你到哪个战俘营，只要是我来审讯中国战俘的刑事案件，一定再请你担任我的翻译。”

我对他的信任表示了感谢。回到帐篷，我把烟和糖送给大家分享了。“金骆驼”当然远比集中营发的那种无牌号的朝鲜烟好抽得多，更何况自从拘留到此后，已多日“断炊”了。我们81个难友一支一支地轮流抽了好几天，都觉得那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1985年春天，我作为北京市科协考察团成员到香港访问，偶尔见到美国“骆驼牌”香烟，却怎么品味也找不回当年那种让人腾云驾雾的感觉了！）

成立地下党支部

当我从布莱克中尉那里了解到我们这些“刑事罪犯”拘留期满后将被送回“86”，甚至“72”集中营的情况后，感到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的政治面目已完全暴露，无论是去“86”或“72”，都只能被叛徒们严格控制隔离起来并将遭到残酷折磨，直到肉体被消灭。尽管我个人还可能在“翻译”的位置上免受皮肉之苦，但再想以“中立”面目应付美军总管和叛徒们是不可能的了。我的行动将被严密监视，开展斗争将极其困难！

审讯结束后第二天，原来留在野战医院观察伤势的两位战友被押送到拘留所来了。他们讲了从最近两天由“86”送到医院去住院的“熟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自10月9日流血斗争之后，叛徒们继续以“清查暴动分子”为名大肆搜捕我地下组织成员，撤换了不少“俘虏官”，基本上完全控制了集中营的内部政权。

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大家的不安。我把时占魁、曹明、钟俊华、周铁行等同志找在一起，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大家决定为保存这批可贵的骨干力量，立即向管理当局表明誓死不去“86”和“72”，坚决要求单独成立一个小战俘营。

我提出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