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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当汽车向山下快速行驶时,老韩突然脱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对我说:“小张,这边是悬崖,我决定跳车,死了算了!你要是能生还祖国,请向部队汇报我的情况,申请个烈士证寄回我家。我家在山西…”我没等他说完就反过身来紧紧抱住他说:“韩股长,就这么自杀太不值了,要死也等有机会时咱们夺了敌人的枪,拼它一场赚个本!”我又指着前面山路上几十辆亮着灯的车队说:“你看,咱们这么多的战士都被俘了!咱们是党员,是干部,自己要寻死容易,谁去照顾他们,谁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俘生活呢?”他痛苦地低下头,被我紧抱着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车队在山谷中急速向南驶去。

“离祖国愈来愈远了!”我仰望着北方,试图寻找那颗北极星,但北边那黝黑的山峰之上仍然密布着阴霾。

第五章 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

对付敌人审讯

1951年5月28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南朝鲜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

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军衔、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最后他问到我的团队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

“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

这时,他打开一本英语的《中共部队情况汇编》,翻到我们军、师、团那一面,用手指移动着找到团政治处那一栏,然后点了点头。看到这本《汇编》我大吃一惊:敌人的情报搞得如此精确,我们的领导机关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呢?

那位审讯员挥手让我上车,我松了口气,这第一次的审讯总算混过去了。

当上“翻译官”

押送我们的汽车穿过水原市郊野,来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战俘转运站。这里的条件比前方临时收容站要好些,战俘们能睡在帐篷里的草垫子上,伙食除了每天两个大麦米团子之外,还有一点稀菜汤,汤里还有几片鱿鱼。

下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军官叫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铁丝网内靠近大门口的一个独立帐篷里,对坐在一张桌前的美军中尉说:“哈罗,克劳斯,我奉布鲁克斯上尉之命给你送来一位会英语的中国战俘,他已被任命担任翻译,以便协助你管理中国战俘。我已不再羡慕你的工作轻松了,我今天一次就给你送来近千名中国战俘,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哩!”

克劳斯中尉个子不高,棕色皮肤,灰眼睛。他听完后对送我来的军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站起来对我说:“我正在发愁怎么让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势。你来了就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那位军官抢着说:“他姓张,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基督教徒呢!”接着又对我说:“张,克劳斯中尉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他,好好替他工作吧!”说完对中尉笑笑转身走了。

克劳斯中尉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又指着帐篷里的一张行军床说:“你就睡在这张床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工作人员,按日内瓦战俘公约,你应与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你的工作是管理你的同胞们吃饭、看病等生活问题。”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工作人员用的袖标让我戴上。

我向他表示:“谢谢您给予我的优待,但我还是和我的伙伴们住在一起好。”

他说:“这只是为了工作方便,你当然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同伴们。”

正说着,一个南朝鲜人进来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中尉先生,运来的战俘都进了帐篷,吃饭是不是开始?”

中尉点了点头,随即将我介绍给他:“朴,张的英语比你好,汉语更不用说了,生活管理就由他负责了,你只负责卫生。”朴斜瞪了我一眼点头哈腰地走了。

我立即表示要整理队伍分发饭团。中尉说:“好,你让伙房的伙夫把饭送到帐篷里去分发,你安排好后立即回来用餐。”他想了想又说:“我先陪你去走一趟吧!”

他先带我走进伙房,叫朴把伙房的伙夫介绍给我,并说明以后由我负责分饭;又领着我和伙夫们将饭食送往各帐篷中去,叫我请出两位年纪较大的难友临时负责分发。这时,我趁机在难友中查看有没有我们团的领导人。我心里很矛盾,既希望他们都突围出去了,又想见着一两位团党委领导,好在他们领导下开展斗争,特别是希望尽快向领导上说明我主动争取当“翻译官”的意图,免得被误解为想当汉奸。

中尉一直跟着我,当南朝鲜伙夫们动作太慢时就大声斥骂他们。

等我们分完饭回到营部时,中尉从一个铁皮柜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纸盒,他指着上面印的“C-RATION”字样说:“这是我们士兵们的‘日供应’,这就是你今天的定量供应。”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个铁筒肉食罐头,三个饼干罐头,还有一个纸口袋,里面装有一盒烟,一包咖啡,一块糖,一盒纸质火柴。我认真地表示希望自己和难友们享受同等待遇。

克劳斯仔细地看看我说:“张,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必须区别对待,你是我雇用的工作人员,尽管你的身份是战俘,我们美国在日内瓦战俘公约上签了字的,我不打算违反它。”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说要是对待我的难友们也这样就好了。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既然是这样,我谢谢了。”

饭后,我把肉食罐筒带上,对中尉说我要去看看伤员和病号,便到几个帐篷查看了一下,把两位正发烧的重病号扶到医务室去请美军军医给他们打针吃药。当我向那位军医致谢时,他也说:这是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我不禁想:要是所有美国军人都这么遵守公约,战俘营生活也许并不可怕吧!

在送难友们回帐篷时,我把罐头塞在了他们的上衣口袋里。两位难友竟然握着我的手呜咽起来。这使我非常难过:难友们是多么需要安慰和温暖啊!

骨气

正当我往回走时,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怪笑,我扭头一看,在营外一根电灯杆下,一个站岗的美军正将手中的烟一根根折断了往铁丝网里扔,而我们的一群难友正左右跑着,去抢地上的烟头。

我感到血一下涌上了头,忍不住跑过去大喊声:“回去,你们都回帐篷去!”

那些难友看看我臂上的袖标,勉强回到了帐篷。我跟进去对他们说:“尽管咱们落难了,但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啊!”看到难友们那憔悴的面容,我心颤了一下,又说:“从部队被围后,大家都没闻过烟味了。我这里刚好有盒烟,都来一支吧!”我取出那盒美国幸运牌香烟请大家抽,但难友们低下头谁也不伸手了。有位大个子难友竟抱着头抽泣起来。我过去把烟和火柴放在他跟前,赶快扭头走了。

这天晚上,我独自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我最担心的已不再是敌人将如何对待我们,而是难友们在经受了这么可怕的挫折,环境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的消极情绪!我该怎么去扭转这种情绪,使大家尽快准备好迎接各种危难艰苦!我多么希望有人来指导我啊!

皮特上士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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