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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下围棋停止了,讲故事停止了,学外语停止了,大家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出去走一会儿又回来躺下了。

我被派去问托雷上尉我们是否将被长期扣留下去?托雷耸耸肩做出无可奉告的姿势。我问的次数多了,他就说:“张,我自己也希望你们早日回去。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成天在铁丝网里呆着,已经觉得自己也成了囚犯!请你告诉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吧!”

当天下午,托雷拿着一个足球来对我说:“张,你们到操场上去玩玩足球吧!”

我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翻译了他的话,并请大家一起到操场上去玩。但大家到操场上只玩了半个钟头就不想玩了,倒是周围各分号的战士们羡慕地拥到铁丝网前面来“观战”。于是我请托雷把球依次给其他各分号的难友们玩。他同意了。

从此,“战犯”集中营反而有了运动场上的欢笑声。只是我们这个小号内仍然气氛沉闷。我们知道,如果敌人要扣留人质,我们首先难以幸免!

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难找出合适的词句能恰当地说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难熬心情,因为我们所企望的不是一般的利益,而是自由和尊严,是新的生命!

到了8月中旬,托雷来告诉我们好消息:“和谈双方达成了交换双方‘战犯’的协议,你们可以回国了!”我们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们也更急切地盼着回国了!

结束“战犯”生活

8月底的一天,托雷上尉来到我们住的帐篷对我说:“你和孙少校拿上行李出来吧,车在门外等着送你们走。”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看着他!

他又重述了一遍。这次我明白他所说的话了,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又转身去拉老孙。

老孙显然也听懂了托雷的话,他坐起来要我问一问托雷为什么只送我们两人?朝鲜战友们何时走?

我问了托雷,他回答说:“先送你们回到你们的同胞中去,好一起回国。他们当然也快了。”

于是,所有的朝鲜战友都过来抢着为我们收拾行李,一床军毯,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一个饭盒,一双筷子。看着他们那种难舍难分的样子,我们那种即将回国的欢乐情绪又被离愁冲淡了。

从1952年5月7日谈判代表团成立到今天,我们在一起整整度过了15个月,而这又是什么样的15个月啊!

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一拥抱告别。老阿爸爷抱着我哭出了声,说:“我等着你们将来从中国重访朝鲜时再见!但你们要早点来啊,要不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也哭着对他说:“阿爸爷,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给我讲的故事,也永远不会忘记您!我一定要争取早一点重访朝鲜去看望您,您的家乡地址我已经牢记在心上了!”

我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别后三十多年,我一直没有可能去访问他那坐落在美丽的金刚山脚下的家!如今阿爸爷还健在吗?

和战友们重逢

当天,我和老孙被押送到一个紧靠港口的铁丝网内,这儿显然是专为这几个月来押送战俘上船回国临时修建的转达站。

到了那里,我和老孙又分别被送往战士队和军官队。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一句就被分开了。等我扭过身去看他时,只见到他向我摆了一下手就被押进另一个围着铁丝网的小营门。

我在战士队见到坐着整整一帐篷的在济州岛被判为“战犯”的战友们。他们都是在历次斗争中被敌人抓出来的“领头暴乱分子”,其中有不少原来“71”战士队的战友们。

大家一见我进来都惊异地站起来。接着是一阵欢呼:“张翻译回来了!”大家围过来和我握手,拍肩!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整整15个月的相互思念、担心,汇总在一起无法用语言表达了!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马兴旺营长,他正站在后面微笑地望着我。我挤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问:“您怎么没分在军官队?”他说:“我自一被俘就说我是炊事员,登卡片时也报的是战士,现在看来要遣返了,仍然是按战俘卡片来区分军官和战士的。”

我问:“刚才大家是在开会么?”他告诉我大家正在研究怎样向敌人提出要求,让我们去会见咱们的红十字会代表,以便有机会向祖国亲人控诉敌人的罪行。

我惊喜地问:“咱们祖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真到巨济岛来了么?”

“这是我们的估计。因为刚才站岗的美军扔了一包中华牌香烟进来,大家分析这包烟是我们的代表带到岛上来的!大家正议论找谁去跟美军谈判呢,你回来得正是时候!”

正说着,张达走过来把那包中华脾香烟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上面还印有天安门的华表,都舍不得打开包来抽呢!”

拿着这包来自遥远祖国、闪着红色光芒、包装非常精致的香烟,闻着它那沁人肺腑的香味,看着它上面“中华牌香烟”几个亲切的中国字和那象征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玉石华表图形,我的心和手都在发颤:“中华,中华!两年多来,我们呼唤过您多少遍哪!”

最后一次斗争

我立即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份《致美军管理当局》的英文信,信中要求“让我们立即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否则我们将拒绝上船!”

经过交涉,看管我们战士队的美军士兵同意让我们派代表去见负责的美军少校。于是,我和马兴旺同志一起,拿着同志们赶制出来的纸花束,向美军管理人员住的帐篷走去。

中国“战犯”战士队的小铁丝网位于这个港口转运站的最里面,小营门口正对着10米宽的甬道,往前走,甬道两侧是关押朝鲜人民军“战犯”战士队的用铁丝网隔开的一块块营地。

见我们手持纸花束走过,朝鲜战友们都拥到铁丝网跟前来问我们干什么去?我便用朝文说:“去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

但到了美军管理人员帐篷,那位美军少校却十分傲慢地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到岛上来,你们都立即给我回去!”

我拿出那包中华烟对他说:“我们已得到这包中国出产的香烟,这证明我们红十字会代表已经来到了岛上!”

他哈哈大笑着说:“不错,根据双方协议,国际红十字会是派了代表到双方战俘营进行考察,为此,从板门店给代表们预先运来了给养。只可惜你们中国的红十字代表并没有到岛上来,这些中华牌香烟只好由我们分享了!”

我们表示不相信他的慌言,声明不见代表决不上船!

回到战士队营地,全体中国“战犯”举行了一次示威,唱歌,喊口号:“我们坚决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

这天晚上睡觉时我发现大家脱下的皮鞋都是崭新的,再看大家的衣服从里到外也都是新的。一问,才知道这是前天他们到达时美军强迫他们换下的——以此在板门店证明他们优待俘虏。为此,大家进行了坚决抵制,结果吃了一顿“毒气弹”后,还是被美军强行把大家的衣服剥下来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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