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道德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做父亲的必须克制本能、了结慾望,使其能达到平衡,而不发生对女儿的暴力,是他在两难当中做了最大的思维。思维会帮助个体健康起来,成熟起来。
从各个角度来看,伦理就是分类和既定价值调整的问题,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把「乱伦」这两个字用「重新分类」来代替,不要再用「乱伦」,因為这两个字有很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而说「人类道德伦理的重新分类、重新调整」,就会变成一个思维的语言,可能古埃及需要重新分类,华人世界裡也要重新分类,订定搬演的角色,并且让所有的角色都有互换的机会,会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伦理。
前阵子,我有个担任公司小主管的朋友就告诉我,他觉得太太管女儿太严,他只有一个女儿,对她是万般宠爱,总是希望能给她最好的,可是太太就觉得要让女儿有规矩,要严厉管教。
从这裡我们看到,伦理与社会条件、经济条件都有关,伦理不是一个主观决定的东西,而是要从很多很多客观条件去进行分析,得到一个最合理的状况。如果没有经过客观的分析,那麼伦理就只是一种保守的概念,在一代一代的延续中,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受伤。
伦理也是一种暴力?
我们不太敢承认,可是伦理有时候的确是非常大的暴力。我们觉
得伦理是爱,但就像我在暴力孤独裡丢出来的问题:母爱有没有可能是暴力?如果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母爱」,没有一个人会写「这是一种暴力」,可是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写出「母爱是暴力」时,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重视。
我在服装店碰到一对母女,母亲就是一直指责女儿,说她怎麼买这件衣服、那件衣服,都这麼难看,所有服装店裡的人都听见了,有人试图出言缓和时,这个母亲说:「对呀,你看,她到现在还没结婚。」我们就不敢再讲话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母亲以母爱之名,什麼话都能讲了。这是不是暴力?
这时候,我不想跟妈妈讲话,我想跟那个沉默的女儿说:「你為什麼不反抗?你的自我到哪裡去了?你所遵守的伦理到底是什麼?」
我在一九九九年写〈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到更有机会去揭发伦理的真相,主角发生的事也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主角Ming是个大学生,他的爸爸跟母亲已经分居了一段时间,这对夫妻在大学认识,是很知性的人,从来不曾吵架,他们结婚生子是因為遵守伦理的规律,不是因為爱或什麼。
所以当这个父亲最后决定和Charlie去荷兰结婚时,他在咖啡厅裡和妻子谈,他和妻子都回到了个体的身分,他们把家庭伦理假象戳了一个洞,使其像洩了气的皮球,而我想这是一个漏洞,而伦理的漏洞,往往就是伦理重整的开始。
一个渴望伦理大团圆的人,不会让你发现伦理有漏洞。你看传统
戏剧,最后总是来个大团圆,而这个团圆会让你感动,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渴望。
你看《四郎探母》这个戏最后怎麼可能大团圆,两国交战,杨四郎(延辉)打败了被俘虏,他隐姓埋名,不告诉别人他有个老妈,还是元帅,也隐瞒他有个妻子四夫人,结果番邦公主看上他武艺双全,将他招為射马,十五年生了一个儿子,夫妻也很恩爱。这已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了,一边是母亲,是「百善孝為先」,一边是妻子,也是杀死他的父亲、令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四郎该如何取捨?
后来,佘太君亲自带兵到边界,四郎有机会见到母亲,只好跟番邦公主坦白。番邦公主才知道原来丈夫是自己的仇家,她威胁要去告诉母后(萧太后)把他杀头,但一说完就哭起来了,到底四郎还是她的丈夫,在伦理的纠缠中,又变成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最后番邦公主还是悄悄地帮忙四郎,让他见到了母亲。对番邦公主而言,这是冒一个很大的险,因為杨四郎可能一去就不回了。
杨四郎回去之后,跪在母亲面前,哭着懺悔自己十五年来没有尽孝。可是匆匆见一面,他又要赶着回去,佘太君骂他:「难道你不知道天地為大,忠孝当先吗?你还要回去辽邦。」杨四郎在舞台上,哭着说,他怎麼会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不回去,公主就会被斩头,因為她放走了俘虏。
这裡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精釆的伦理两难,可是到最后不知怎的又变成了大团圆,这怎麼可能大团圆,不要忘了他还有一个元配,元配打了他一个耳光后,面临的又是另一个伦理的纠缠。
粉饰太平的大团圆
《四郎探母》為什麼用大团圆?因為大团圆是一个不用深入探究的结局。可是如果一个有哲学思维的人,他会把这些伦理道德上的两难,变成歷史最真实的教材。
张爱玲看《薛平贵与王宝釧》就不认同最后大团圆的结局。王赛釧苦守寒窑十八年,靠野菜维生,薛平贵在外地娶了代战公主,回来还要先试探妻子是不是还记得他,是不是对他忠心?因為十八年的分别,早已认不出对方。薛平贵先假装是朋友,调戏王宝釧,才发现王宝釧住在寒窑裡不与人来往,苦苦守候着他。后来代战公主出来,对王宝釧说:「你是大我是小。」两个人要一起服侍薛平贵,这是大团圆的结局。张爱玲在小说裡就写,这个结局好恐佈,面对一个美丽、能干又掌兵权的公主,你可以活几天?
你渴望大团圆吗?还是渴望揭发一些看起来不舒服的东西。
儒家的大团圆往往是让「不舒服的东西」假装不存在。就像过年时不讲「死」字,或是公寓大楼没有四楼;死亡是伦理这麼大的命题,不可能不存在,我们却用「假装」去迴避。当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或者我们平常不说「四」而说「叁加一」时,就是在迴避死亡,这时候伦理有可能揭发出一些真相吗?我们要粉饰太平地只看大团圆的结局?还是要忍住眼泪,忍住悲痛,去看一些真相?这也是一个两难。
我想,上千年的大团圆文化的确会带给人一种感动,也会使人產生嚮往,可是伦理不总是那麼美好,伦理缺憾的那个部分,以及在伦理之中孤独的人,我们要如何看待?
即使我们与最亲密的人拥抱在一起,我们还是孤独的,在那一剎那就让我们认识到伦理的本质就是孤独,因為再绵密的人际网络,也无法将人与人合為一体,就像柏拉图说的,人注定要被劈开,去寻找另一半,而且总是找错。大团圆的文化是让我们偶尔陶醉一下,以為自己找到了另一半,可是只要你清醒了,你就知道个体的孤独性不可能被他者替代了。但不要误会这就没有爱了,而是在个体更独立的状态下,他的爱才会更成熟,不会是陶醉,也不会是倚赖。成熟的爱是倚靠不是倚赖,倚靠是在你偶尔疲倦的时候可以靠一下休息一下,倚赖则是赖着不走了。
我们常常把伦理当作倚赖,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都是。我在大陆看到一胎化的子女,受到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宠爱,有人觉得这样很幸福,我却觉得很可怕,因為当孩子长大后,这些人会反过来倚赖他,那是多麼沉重啊!
当我们可以从健全的个体出发,倚靠不会变成倚赖,倚靠也不会变成一种常态,因為自己是可以独立的,不管对父母、对子女、对情人、对朋友,会產生一种遇到知己的喜悦,而不是盲目的沉醉,如此一来,所建构出来的伦理也会是更健全的。
打开自己的抽屉
伦理孤独是当前社会最难走过的一环,也最不容易察觉,一方面是伦理本身有一个最大的掩护--爱,因為爱是无法对抗的,我们可以对抗恨,很难去对抗爱。然而,个体孤独的健全就是要对抗不恰当的爱,将不恰当的爱做理性的分类紓解,才有可能保有孤独的空间。
孤独空间不只是实质的空间,还包皮括心灵上的空间,即使是面对最亲最亲的人,都应该保有自己孤独的隐私,要保有自己的心事,即使是夫妻,即使是父母与子女,就像在〈因為孤独的缘故〉裡,中年妇女「我」因為儿子诗承没有告诉她自己认识了一名警察,而且彼此有过一段愉快的相处,而感到不舒服。可是对儿子而言,这是他生命中重要且美好的部分,他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心灵的抽屉裡,不一定要打开它。
西方心理学会主张,要把心理的抽屉全部打开,心灵才会是开放的,可是我觉得个体是可以保有几个抽屉,不必打开;就像我在写作书画的过程中,是不会让别人来参与,我觉得这样才能保有创作的完整性,得到的快乐也才会是完整的。同时,我也尊重他人会有几扇不开啟的抽屉。一个不断地把心神精力用在关心别人那些不打开的抽屉的人,一定是自我不够完整的人,他有很大很大的不满足,而想用这种偷窥去满足。
我认為这个社会,需要把这种偷窥性减低,回过头来完成自己。可是我们回顾这几年来媒体新闻的重大事件,都是在想着打开别人的
抽屉,而不是打开自己的抽屉,而且乐此不疲,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在二○○二年的最后几天,我开始在想,我自己有几个没有打开的抽屉,裡面有什麼东西?别人说:「你这麼孤独呀?只看自己的抽屉。」我会说:「是,但这种孤独很圆满,我在凝视我自己的抽屉,这个抽屉可能整理得很好,可能杂乱不堪,这是我要去面对的。」
我相信,一个直正完整快乐的人,不需要藉助别人的隐私来使自己丰富,他自己就能让生命丰富起来。
在破碎重整中找回自我
没有思维的伦理很容易变成堕落,因為太习以為常。例如想到婆媳关系,就联想到哭哭啼啼的画面,可是现代人的婆媳关系是可以有更多面向的。如果你觉得在一个传统固定的伦理裡待太久了,思想会不自觉地受到传统伦理的制约,我会建议你去看阿莫多瓦(PedroAlmodovar)与帕索里尼(PierPaoloPasolini)的电影,你就有机会去整顿自己,可是你一定会骂:「怎麼要我去看这种电影?」
我自己在一九七六年看到帕索里尼的电影时,也是一边看一边骂,我骂他怎会把艺术玩到这种地步,你看他的《美狄亚》、《十曰谈》、《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会觉得毛骨悚然,他会让你看到一个背叛美学的东西,我记得首映时,很多人看到吐出来了。而西班牙导演阿莫
多瓦的《我的母亲》这部片,完全就是伦理的颠覆,可是裡面有种惊人的爱,他在变性人、爱滋病人、妓女身上,看到一种真挚的爱,与我们温柔敦厚的伦理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在阿莫多瓦与帕索里尼的电影裡,可以完全撕裂粉碎,然后再回到儒家的文化裡重整,如果不是这个撕裂的过程,我可能会陷入「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的危险之中。任何一种教育如果不能让你的思维彻底破碎的,都不够力量;让自己在一张画、一首音乐、一部电影、一件文学作品前彻底破碎,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信仰裡重整,如果你无法回到原有的信仰裡重整,那麼这个信仰不值得信仰,不如丢了算了。
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在破碎重整的过程中找回自己的伦理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