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1941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9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菜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家乡在哪里都不知晓,会说那话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