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个抗日志士肯定是早已为国捐躯了。不能让夏景这样下去,这不合乎人道!”
“你听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你的话影响面广,这不是夏景一个人的事。像夏景这样的女娃,这一带很多、很多。你要帮助夏景,就等于拆了这个家,更可虑的,这会在这一带引起连锁反应。我相信你早已看清了,夏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
我很想用鲁迅的“总是死的拖着活的”这句话来顶撞老赵,却没敢说出口,改了语气说:“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夏景会照样照顾老两口的!”
“这里人们的心理、风俗都做不到这一点。”老赵说。
我虽然被老赵折服了,可心里总不是滋味,很久才宽慰了一些。我注意到,在老赵面对夏景时,眼睛里有比我还浓烈的同情又夹杂着无可奈何的神光。我开始憎恨起那口白茬木棺来了,我时时感到它在向我示威,嘲笑我的无能,我眼睁睁地看着夏景向它献上青春作为祭礼,赎买民族的沉疴。
1956年当高级农业社的浪潮淹没了全国时,人们告诉我夏景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了。我不敢问及夏景是不是继续奉献着“青春”。我只能暗暗祷祝,盼望这个殊荣对她是解脱而不是捆缚。虽然我明白,这不见得可能。
如今,近40年的岁月弹指而去,夏景和我一样进入暮年。曾和我们朝夕相处的老赵,用生命作祭礼,祭奠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我只盼夏景有个黄土高坡婆姨们乐道的晚年,能够儿孙绕膝。
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1)
两个女人:一个是中国的关露,一个是日本的田村俊子;一份妇女杂志,是1942年5月在上海创刊、1945年7月终刊的《女声》杂志。
关露和田村俊子,分别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日本文坛受到瞩目的女作家,又是演艺界的活跃分子。两个人的遭遇同样是毁誉交错、悲喜相叠,道不尽的风光和说不清的烦恼。如果定要挖掘两个人的共通之处的话:应该说,支撑她俩面对纷纭世事而能自立自决的是一种信念——那种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坚韧。
民国初年,生在作县官父亲家里的关露,随着父亲官场上的失意,目睹的是父亲日甚一日对母亲的作践。小小的心灵里,铭刻的是母亲遭受的凌辱,是封建家庭中的多种残暴。是坚韧的母亲庇护了她,想方设法为她谋划了受教育的机会。当她有机会进入大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明白了中国要铲除封建,只有在共产党掌握的政权中才能实现,那些和母亲同样受欺凌的女人才能以一个独立的人生活在社会中,便一心一意地投靠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冒着各种危险,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进行各种斗争。在卅年代的上海,她和她的“左联”同志们,到工人夜校教书、参加纱厂女工的###、参加要求全面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她以她特有的机智,在险象环生的境况中,一次次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她生活得很实在很愉快。
一次,由上海去南京,碰巧遇上下关车站临时大搜查。她的手提箱中有份党的秘密文件,隐藏是来不及了,逃更不可能。关露急中生智,打开手提箱,把文件掖进大衣的敞口衣袋,像掖进一份看过的画报那样从容自然。随即把箱子推向宪警主动配合搜查。搜查者对这位落落大方的女士没产生半点怀疑。看了看,箱中是女人用的小物件、化妆品和换洗衣衫,便顺利放行了。关露可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思谋着如果不测,怎样消灭文件。
日帝占领上海之后,文化人纷纷出走。“左联”的成员更以投笔从戎为荣,相继秘密奔赴延安。关露接到了地下党的指令,不但令她留在上海,而且要她打入《女声》去做编辑。党说:这是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抗日战线,她是党的一双伶俐的眼睛,可以窥见汉奸的内幕。
理解关露的“左联”人,为关露惋惜。说她不该踏上《女声》这片烂泥塘污了手脚。不甚了解关露的人,说她原本就是只精致的花瓶,正可以摆在汉奸的厅堂里,作为点缀。对这些来自各方的蜚论,关露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默默承受。因为她胸中汹涌的是为新中国催生的激情。进入《女声》,镇日忙碌之余,回到自己的小巢,用来排遣孤独的是“左联”好友林楚君送给她的海涅的诗:“我来到莱茵河畔,我歌唱。我歌唱爱,我歌唱爱中的恨,我歌唱着牺牲。”
关露也不时写下自己的诗。
是谁织就了江山的锦绣;
谁就该占有锦绣的江山!
黑暗的夜,我们不向你哀号,
也不惧怕你的凄厉!
我们的明日要来,
夜将要逝去。
生于1884年的俊子,在27岁的1911年,发表小说《鲜血》、1912年发表小说《誓言》、1913年发表小说《木乃伊的口红》、1914年发表小说《炮烙之刑》、1915年发表小说《她的生活》,以每年一部名篇的惊人速度跃登日本文坛。同时,这位女作家还以佐藤露英、花房露子的艺名活跃在演艺舞台上。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丽人引起社会的关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1916年以降,俊子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
席卷廿世纪初叶的马克思主义涌到了日本,俊子被强烈地吸引着了。在当时的日本,这是桩不合时宜的信仰,俊子由此和丈夫田村松鱼产生龃龉并导致婚姻破裂,苦恋起献身工人运动的铃木悦来。1918年追踪铃木悦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一住就是一十八载。铃木悦突然急疾谢世,痛定之余,俊子也就告别了冲动的青春年华。但是已融入血液的妇女解放思想反更炽烈。环顾亚洲,特别是祖国日本,男性中心的社会形态并未改善,姐妹们时时受到欺凌。归去吧!去为妇女的合理地位拼搏一番,能做几件实事最好。
当时的日共领袖宫本显治和夫人百合子接纳了俊子,俊子又得到了同是女权主义者的女作家窪川稻子的深厚友谊。俊子安顿下来,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才智。不久,多情的俊子坠入了新的爱河,千不该万不该,热恋的对方竟是知友窪川稻子的丈夫窪川鹤次郎。鹤次郎沉湎在这种如妻如母的狂恋之中。面对小于自己廿岁的鹤次郎,俊子无时不在痛苦的自责之中。尽管她用自己是在反抗“老夫可以少妻、老女却碍难纳男”的旧习俗以自慰,却无法脱却背叛知友的负罪之感。俊子毕竟是俊子,她毅然脱却这个情羁,逃离出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