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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序言

溯源与解密

“性是世界的驱动力”

性是什么?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宇宙。”这话讲得含蓄老道,充满力量和哲理,让后来不少莘莘学子写文章时反复引用。

可是,倘若去掉那一层含蓄,阿基米德的话跟玛丹娜说的“性是世界的驱动力”不是十分暗合了吗?

一男一女,一古一今,大学问家和大歌星,其实都是饮食男女,都一样得面对“性”。

有位女性朋友说得好:“性,考验一个人对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跟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做极端的判断。性,使人的历史产生道德和不道德的二分法。性,让美与丑成为一体两面;性,真的足以让思考一辈子,不仅是性交时的快感而已。乖张的穿着有时与最保守的衣饰,同样使人产生性感与性欲。走前卫坏女孩路线的玛丹娜大声又说:争议‘性’,使人思考。”

同样的思考可以让玛丹娜把男人变成种马,又可以把自己变成慈爱的母亲。性,在她身上化为肉欲和母性的象征。

玛丹娜的宣言是:“我要人人都爱我。”

要知道,这位胆大妄为的叛逆者当初到美国纽约时身上只有三十五美金,她做过同性恋俱乐部的舞娘、临时演员、甜甜圈店女侍、A片女主角、驻唱歌手等光怪陆离的工作,但最后她还是成为现今最具影响力的女人。玛丹娜把“性”当作驱动力,真正实现了阿基米德意义上的“转动了整个宇宙”。

但中国人对于“性”禁忌得太久,好像人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谈“性”色变,以至“性学”这个术语在汉语字典里找不到位置。“性”的空白使人在压抑的同时不敢表现自己的渴望,倘若谁与“性欲”二字沾在一起(所谓“桃色新闻”),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

正如台湾女作家颜艾琳在谈到玛丹娜时说的那样:如果将美国的场景化成台北(大而言之整个中国),玛丹娜可能早腐烂在声色场所的角落,甚至吸毒而死,稍好一点的下场则是当情妇或高级应召;哪能写出十几首深具意义的歌曲,创下全球一亿两千万张音乐专辑的销售量,以及用性感肉身挑起舆论对“性的思考”?

这是很有创见的一段话。

因为中国人给“性”穿上了太沉太重太厚的袈裟,“性禁忌”和“性封闭”使人的性格遭到扭曲,许多人只有靠“意淫”来解除生理和心灵上的压抑。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里能够如此跃进。”

先生的这段话讲的就是“意淫”这档子事。

特别是中国的文革时期,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敢涉及“性”,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角都是没有“性”的特征,“革命”二字在“性”的问题上“革”得最彻底,以至新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稍有“性”的描写就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就被中国人当作“性文学”来解读的。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误读”还时有发生,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都被读者当作了“性指南”,而最为极端的则是贾平凹的《废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注定要被“看走眼”的书,所谓“走眼”,意思是读者只盯着里面的“性捞写”,评论家的批评也只着眼这一点,所谓“格调低俗”等都是因为看走了眼而乱说的。

贾平凹忍不住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禅的故事,他说有两个和尚过河,遇一女子过不了河在岸边啼哭,一个和尚将其抱着过了河。到了对岸,两个和尚继续赶路,另一个和尚说:“师兄,我们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你怎么能抱那女子过河呢?”

这个和尚说:“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么还没有放下?”

“现在有些人看《废都》,是如这个和尚的。”贾平凹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其实“粮食”与“性”,乃人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能源体,因此,剥掉强加在“性”字上的那件袈裟,“性欲”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一样,平常得很。

因此,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得道,就能超凡入圣。

正如禅守普愿和尚说的:“平常心是道”,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有了这样的平常心,真谛、俗谛的间隔就打通了,“圣”与“凡”之间的绝对界限也就消失了。

“房中术”的兴起与“性生活强身健体”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性”的问题上十分豁达,比后世的所谓的“文明的后代”强多了。

从“溯源”上讲,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到了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以后才发生根本变化的。

事实上,早在孔夫子时代,由于礼崩乐坏,纲常废弛,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性原则并没有对封建贵族形成任何道德约束。

那时,人们的“贞操”观念和结婚时的门当户对也十分淡漠。

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就是大臣吕不韦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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