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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旷野（第1页）

1

草原边上有几株野生苹果树，秋天的苹果熟透了滚落地上，在草丛里露出一点红艳，也没人去捡。旷野里只有风吹着悠悠长草，衬着一片辽远的天空。

好些天没去，昨天再去的时候，蓦然发觉草原上这儿一落、那儿一落的花白乳牛，闲闲地晃着尾巴吃草。草原的四周由一条细线围了起来，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但是充了会让你麻手的电，使乳牛不致于越界。

我们立在细线的外头，访客说：“真美！好一片田园风光！”我却沉默着，怅然若有所失。

这一片无用的空地是我们放风筝的地方；仰头眺望风筝的时候，你觉得脚下这片青青草地和那天一样大得无边无际无碍，人就小得和那风筝一样，可以纵身入大化。春天的蒲公英，看过吧？菊花般的豪华，当它变成素净的粉白绒球，让风吹散之后，慵懒的夏天就来到这里。雪白的玛格丽特——你说是雏菊——卷起整个草原，密密麻麻的玛格丽特疯狂地开着摇着传染着，采花的小孩没进花丛像被海浪掩覆。

冬天，走过雪铺的草原，即使看不见土拔鼠翻起的土堆，你一定也会注意到没有皱纹的雪地上那花瓣似的足迹，若有若无的，野兔的足迹。

这本是一片无用的旷野，旷野上人类的幼族练习翻滚，四足的鼠类挖掘地穴，长耳野兔狡狯地追逐。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地仰望星斗。

现在，我发现，这旷野原来属于某一个人，它竟是一块农地。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线将无用化为有用，这“有用”斩钉截铁地夺走了一份本来属于我的空间。

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作为一个廿世纪末、工业发展似乎定到尽头的人类，我发现自己对“空”——物质环境的空间和心灵世界的空间——有着救命似的需求，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需求空气。

2

灯火华丽，夜晚的台北。我们的车子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

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到哪里去呢？大台北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两个好朋友安静地走一走、谈一谈——说不定黑漆漆的路边还有草丛，草丛上还有明灭闪烁的萤火虫？

我们终于开到了阳明山，竹子湖一条村路上。台北的繁华灯火在远方，风吹着暗影中的竹叶，发出原始的声音。我们都松了口气。

“周末的时候，”可是他说，“这儿人山人海。来不得。”

这不就是了吗？你说。台北生活品质差，原因只有一个：人口太多。你德国给我来一个一样的人口密度试试看！

谁都不敢否认人口密度的巨大压力吧！当我走在桃园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上，我的心情是沉郁的，这是一个把土地“用”到极点，“满”到极点的城市。骑楼里塞满了东西：机车脚踏车、衣服摊水果摊鞋摊清粥小菜摊……果敢的人更干脆，几块木板截断通道，骑楼面积就变成真正有用的自家厨房，行人就窜流到街上。

可是街上也寸步难移，机车脚踏车汽车早巳先一步溢到街上，不小心空出来的几寸地又早被槟榔摊和数不清的什么摊占据，人，只好夹在钢铁和车轮之间辗转呻吟，寻找踏脚的地方。

我安抚自己紧张得要爆炸的情绪，说：“这都只是人口密度的必然结果！”说给自己听。

但是自己并不相信。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天下》杂志曾经报导过一个潜海人的经验。当他从深海回到岸上时，海边居民兴奋地围着他，所有的人都抢问一个问题：“抓到什么？掠得啥米？”

他什么都不抓；他只是去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