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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六章 高调归羊城(第2页)

船一靠码头,李福林等盗匪便被押解上岸。交给广州警察,游街示众后将被立即正法。

议论着、围观着、追看着,大批民众渐渐离去,陈文强方才弃船登岸,在袁树勋的幕僚陪同下。率队入城。

笔挺的制服,威武的行队,闪亮的刀枪,两百武装警察都是精锐之士,精神十足,杀气四溢。陈文强骑在马上,在几名骑马警卫的保护下,昂然行入城门,在街道两旁百姓的惊愕、震撼的目光注视中,走过大街。直至督署门前。

袁树勋再不愿意,也只能向陈文强低头,也要摆出姿态,率领官吏至督署门前迎接。

毕竟陈文强向他提前作了通报,乱党领李福林被缉捕,部众溃逃,残存乱党正在抓紧追拿,潜入广东之乱党已无兴风作浪的可能。

换句话说,陈文强此番返回省城,那是带有出征将军凯旋而回的意味。率领着精兵强将。乘坐着巍然大舰,如此高调的行为,就是要使这种意味更加浓厚。

“总督大人出迎,下官如此敢当啊?”陈文强远远看到台阶上的袁树勋。便翻身下马,大步上前,拱手一躬,嘴上说得客气。

袁树勋看着陈文强身后整齐、严整、装备精良的队伍,暗自叹了口气,把目光转到陈文强身上。脸上已经露出了和熙的笑容,上前伸手虚扶,“陈大人剿平乱党,还省城平安,劳苦功高啊,又有何不敢当呢?”

“这是下官份内之事,总督大人谬赞了。”陈文强直起了身子,伸手摆了摆,身后已有人送上一个大托盘,掀开蒙布,露出书信、鹰球印章、旗帜等物。

“大人请看,这便是下官剿灭乱党的缴获。”陈文强伸手指点着,给袁树勋介绍道:“鹰球印章,据李福林所方,为乱党头子孙文所颁赐,是为作乱时铃记所用;青天白日旗旗徽式样,听说乃是孙文所绘……。”

“好,好啊!”不管对陈文强的有多少怨懑,袁树勋对陈文强的能力还是相当钦佩的,这些实打实的物证可是向朝廷邀功请赏的凭恃。

而且,名义上还是警察,但装备、气势已经远过巡防营的武装警察,令袁树勋感到了莫大的威压。也许直到现在,他才真正知道陈文强为何如此强硬。

略微寒喧之后,袁树勋和陈文强都是一脸轻松地走进了督署。装样子,这是在官场上混的基本功,即便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也不可能带出来。喜怒不形于色,城府甚深,那才是一个合格官员的要求。

在厅堂落座,没说几句,袁树勋便有些着急地提到了对西南饷粮的供应上。毕竟那边催得越来越紧,形势似乎也越来越严峻,吴禄贞的描述让袁树勋觉得士兵哗变是迫在眉睫。

“大人,如果盐政改革能够持续,官盐的销量能够上升的话,粮饷还是有所保证的。”陈文强率先说到了盐政的事情,就等着袁树勋最后表态。

纲法得以推行的前提是盐销区的划分与引额的分配。为保专商引岸的推行,清代牢牢确立了盐产区与盐销区的一一配套。按照规定,一旦盐销区划定,产区与销区之间就形成一种固定的关系,盐商只能在规定的盐场买盐配运,按规定的路线转输,然后在规定的引地销售。否则,即以私论,“凡将有引官盐,不于拘该行盐地面卖,转于别境犯界货卖者,杖一百。知而买食者,杖六十”。这就是清代产盐与销盐的基本态势。

从食盐的颁引、征课到产运疏销,盐务衙门均有“分治其事”之权。还应指出,除盐务衙门外,地方行政官员也有疏销盐引、核定盐价、缉查私盐的责任。特别是在通商疏引方面,上自督抚,下至州县卫所,责任更为重大,所谓“征课为盐官之专责,而疏引缉私,则地方有司亦与有责焉”。

为与纲法体制相配合,盐商组织对盐务管理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盐区的盐商组织称谓不一,两淮称为“盐商公所”,山东称为“商司”,河东称为“商厅”。各盐商组织的主事之人,两淮、两广称为“总商”,两浙称为“甲商”,山东称为“纲头”、“纲”,河东称为“纲总”、“值年”,一般由财力雄厚的大盐商充当。尽管称谓不一,其职能却大致类似。

而清代的盐商报效大致可分为军需报效、助赈报效、助工报效和备公报效几种。经过承平时期的长年积累,盐商资本迅膨胀,得以更大规模地投入到报效中来。

在得到大量报效的情况下,清廷亦采取各种措施,来保障盐商得到更多的实惠,如加斤、加价、豁免、缓征等。但在大量报效、浮费加大、私盐冲击、盐商夹带及官吏贪污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盐区的运盐成本仍然稳步增加,导致即便在盛世时期,很多地方也开始出现官盐滞销、盐引积压的局面。

而由于受滞销、浮费、走私等因素影响,导致政府、商人、民众这三者的利益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害。政府盐课无着,商人纷纷倒闭,民众违法食私,获益者却为盐枭与不法胥吏。又因私枭作为一种有武装、跨数省的贩私集团,往往与绿林或会党相结合,更成为社会治安的巨大隐患。

正因为如此,陈文强才要排除阻力,改革盐政。而很多官员也深悉其中积弊,包括前两广总督张人骏,把盐务交给陈文强,也是希望他能一改盐务败坏之局,为地方增加收入,为西南提供粮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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