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快滚,你们把熊惹毛了!”弗洛伊德嚷道。有时苏西熊还得闷吼一声,假装发动攻击。
“挺好玩的,”苏西说,“其实我根本不怎么厉害,但大家都怕熊,我只要抓住一个,所有人马上缩成一团哀哀叫。我只要对那群混蛋喷口气,朝他们靠过去就成了。没人敢跟熊斗。”
激进派感激熊的保护,因此要他们搬到楼上绝无问题。午后,父亲和弗洛伊德向他们说明状况,然后差我去搬打字机,我便一部一部往五楼空荡荡的房间里搬。打字机一共六部,加上一部油印机,一些办公室的常见用品,还有数量多到有点夸张的电话。我搬完三四张桌子就有点累了,不过最近因为出远门都没举重,所以正好运动一下。我问年纪较轻的几个激进派哪里可以弄到举重器材,但他们疑心很重——毕竟我们是美国来的——而且要不是真不懂英文,就是宁可说自己的语言。有个年长的激进派抗议了一下,跟弗洛伊德热闹滚滚地争着。苏西熊哼了哼,头伸到老人脚边探来探去——仿佛想用他的长裤擤鼻子——于是老先生安静地上楼了,虽然他明知苏西不是真熊。
“他们都写些什么?”弗兰妮问苏西,“是不是宣传通讯之类的?”
08 哀愁浮起(8)
“他们要那么多电话干吗?”我问,因为一整天都没听到电话响。
“他们打很多电话,”苏西说,“我猜都是些恐吓电话。我没看他们的宣传品,那些政治理念我没兴趣。”
“他们有什么政治理念?”弗兰克问。
“改变他妈的一切,”苏西说,“从头开始。他们要把台子上的球扫光,重开一局。”
“我也想,”弗兰克,“听起来不错。”
“他们好恐怖,”莉莉说,“眼光直穿过你,好像看的是你身子后面。”
“唔,你本来就不高,”苏西熊说,“他们可是常看我。”
“还有一个常看着弗兰妮。”我说。
“我不是这意思,”莉莉说,“我是指他们对人视而不见。”
“那是因为他们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一切。”弗兰克说。
“包括人在内吗?弗兰克?”弗兰妮说,“他们认为‘人’也能改变吗?你觉得呢?”
“当然,”苏西熊说,“比方说,人都会死。”
悲伤令一切变得亲密起来,在哀悼母亲和蛋蛋之际,激进派和妓女一下子成了我们的熟朋友。我们失去了母亲(对妓女而言),也失去了手足(对激进派而言)。因此,为了弥补我们——还有弗氏旅馆——受到的伤害,激进派和妓女待我们都很好。除了日夜作息不同,他们相似的程度其实超乎彼此想象。
他们都相信一个跟电视广告同样单纯的理想,总有一天,自己能够“自由”。两方都把身体当做一件可以为理想轻易牺牲的物品(在付出牺牲后,也能轻易地复原或代换)。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即使理由未必相同;他们只有代号或绰号,如果用的是真名,姓氏也略去了。
其中甚至有两个人名字一模一样,不过从来不会搞混,因为激进派那个是男的,妓女自然是女的;而且他们也从不同时在弗氏旅馆出现。这两人都叫老比利,比利(Billig)在德文里是“廉价”的意思。老妓女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接客的价码比一般低得多;虽然克鲁格街位于第一区,这里的妓女跟卡恩纳街(就在转角处)比较起来,只能算是次级品。绕过卡恩纳街走进这条小路,就像纡尊降贵(相对来说)走进一个黯然失色的所在;只差一条街,就不见了沙赫大饭店的灯火和国家歌剧院的灿烂辉煌,你会注意到妓女的眼影搽得更浓、膝盖有些弯曲、脚踝仿佛要陷进肉里(因为站得太久)、腰也更粗——就像弗兰克房里的裁缝人形。老比利正是克鲁格街妓女帮的大姐头。
与她同名的激进分子,就是搬到五楼时和弗洛伊德吵得最凶的老先生:“廉价”这个美名的由来,是因为他以捉襟见肘见称,而且经历辉煌——同侪甚至称他为“左派中的左派”。布尔什维克还在时,他就是其中一个;等到名称改了,他也跟着改名。每次有什么运动,他总是站第一线,可是一旦运动出现乱象或走进死胡同,老比利马上又躲到后头,无声无息地开溜,等着下次再去站第一线。激进派年轻一辈的理想家们总是对老比利又怀疑又羡慕——因为他就是能存活下来。妓女对她们的老比利看法也差不多。
不论明暗里外,这个社会对年资制度总是又尊敬又不屑。
跟激进派的老比利一样,妓女老比利也是为了搬家,和弗洛伊德吵得最凶的一个。
“你是往下搬哪,”弗洛伊德说,“可以少爬一层楼。我们旅馆没电梯,从三楼搬到二楼是‘优待’你。”
08 哀愁浮起(9)
我跟得上弗洛伊德的德文,但老比利的回答就听不懂了。弗兰克告诉我,老比利说她的“纪念品”太多,搬不了。
“我们有他在!”弗洛伊德说着手朝我一伸。“看他的肌肉!”弗洛伊德以手代眼、又拍又捏,把我往老妓女大概的方位一推。“你自个摸摸!”弗洛伊德嚷道,“你的纪念品再多,他都搬得动。只要一天工夫,他能把旅馆搬空!”
弗兰克告诉我老比利的回答:“免了,我摸够了,”老比利对弗洛伊德说:“连睡觉都在摸。”她说:“他看来是搬得动,可是我可不要有东西弄坏。”
于是,我尽可能小心地把她的“纪念品”搬下楼。老比利有一大堆搪瓷熊,足以和母亲的收藏匹敌。(母亲死后,老比利邀我到她家里参观——白天她不到弗氏旅馆干活的时候——让我和搪瓷熊静静地相处一会,凭吊那些和母亲一起逝去的收藏品。)老比利也喜欢植物——全养在动物鸟兽形状的花盆里;花朵开在青蛙背上,羊齿蕨在一群红鹤间蔓延,橘子树从一只鳄鱼头顶长出来。别的妓女要搬的不外衣服、化妆品和药物。想到她们在弗氏旅馆租的是“夜间休息室”——跟朗达·蕾伊的“日间休息室”正好相反——我心里不禁浮起一股异样的感觉:原来不论日夜,休息室的用途都差不多。
帮妓女把东西从三楼搬到二楼那天晚上,我们自然也打了照面。克鲁格街的妓女除了老比利一共四个,分别是贝贝、约兰塔、小黑英琪和尖叫安妮。贝贝(Babette)取了个法国名字,因为她是唯一会说法文的,法国人多半也会找上她(他们特别在意你说不说法文)。贝贝个子很小——所以莉莉最喜欢她——长了一张妖精脸,给旅馆大厅昏暗的灯光一照,(从某些角度)看来就像老鼠般吓人。我后来认为贝贝可能有厌食症,只是她不知道——在1957年,没人晓得厌食症是什么玩意。她总是穿印花衫之类富有夏日气息的装束——即使当时不是夏天。贝贝看起来总像搽了太多的粉(仿佛一碰,就会从毛孔喷出一小撮),不搽的时候,皮肤看起来就像蜡(仿佛一碰,就会按出个凹痕)。有次莉莉告诉我,小个子贝贝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意义重大,因为贝贝让她了解小个子也可以和大个子睡觉,不会弄坏身子。“不会全部弄坏。”莉莉老爱这么说。
约兰塔(Jolanta)因为喜欢波兰式笑话,所以取了个波兰名字。她长了一张方脸,看起来很强壮,块头跟弗兰克一样大(也差不多一样笨拙),她热心得经常令人猜疑——仿佛笑话说到一半会忽然翻脸,从提袋掏出把刀子,或者拿酒杯朝人脸上掼。约兰塔的肩膀很宽、胸部很大、双腿很有肉,但一点不胖——她有种迷人的肉感,像个无形间沾染了都市暴力的农家女:很性感,但也很吓人。初抵弗氏旅馆那段日子,我自慰时最常想的就是她——但和她讲的话也最少;不是因为她最粗鲁,只是我最怕她。
“你怎么辨认一个波兰妓女?”她问我,我只好找弗兰克翻译。“她会出钱叫你上她。”约兰塔说。这句我不用翻译就懂了。
“你听懂没?”弗兰克问我。
“天,听懂了,弗兰克。”我说。
“那就笑啊!”弗兰克说,“你最好快笑。”我望着约兰塔——手臂像庄稼汉一样粗,一握拳跟拳击手差不多——连忙咧嘴而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08 哀愁浮起(10)
小黑英琪(Dark Inge)不爱笑,她一直活得很不快乐。更重要的是,她根本还没活多久,英琪才十一岁。她是个黑白混血儿,母亲是奥国人,父亲是黑人美军——她在占领期初期时出生。1955年,英琪的父亲随占领军回国,从他口中得知黑人在那里受到的待遇,令英琪和她母亲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