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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存仁取了一份报递给他们，一面说：“有的，三个铜元一张。”

“我们不买报，我们是奉了上头命令来的，”那个年轻的警察抢着说，“剩下的报纸我们都要带去。”他把这里剩下的两束报纸全拿了。

“你们还要跟我们到厅里去一趟，不要都去，去两个人就够了，”有胡须的警察温和地说。

众人吃惊地互相看了片刻，都走上前去，说愿意跟他们去。

“太多了，我说过只要两个人就够了，”有胡须的警察现出为难的样子，摇手说。后来他指出了张惠如和觉慧两个人，要他们跟着他到厅里去一趟。他们果然跟着两个警察走了，其余的人也都跟在后面。

他们刚转了弯，正要走下楼梯，那个有胡须的警察忽然回过头来对觉慧说：“算了，你们不要去了。还是回去吧。”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你们有什么理由没收我们的报纸？”张惠如气愤地质问道。

“我们奉了上头的命令，”那个年轻的警察已经把报纸拿下楼去了，走在后面的有胡须的警察依旧用温和的声音答复他们。他正要下楼，忽然站住了，回过头对他们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事，我劝你们还是安分地好好读书，不要办报，管闲事。”他说完就慢慢地走下楼去。他们也回到报社去商量应付的办法。

大家愤激地谈论着，各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谈了许久还没有谈出结果。另一个警察来了，他送了一封公函来。张惠如拆开信当众朗读。信里的话十分明显：“贵报言论过于偏激，对于国家社会安宁秩序大有妨碍，请即停止发行。……”措辞于严厉中带了客气。这样的封禁报纸倒是别开生面。《黎明周报》的生命就这样地给人割断了。

于是来了一阵悲痛的沉默。对那几个把周报当作初生儿看待、爱护的人，这封信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们有着诚恳的心和牺牲的精神，他们渴望着做一些有益的事。他们以他们的幼稚的经验和浅短的眼光看出了前面的一线光明，他们用他们的薄弱的力量给一般人指出了那一线光明所在的方向。通过周报他们认识了许多同样热烈的青年的心。在友谊里，在信赖里，他们也找到了安慰。可是如今一切都完了。短短的八九个星期的时间，好像是一场奇异的梦。这是多么值得留恋的梦啊！

“我现在才晓得，什么新都是假的！什么张军长，还不是一样！”张惠如愤激地骂起来。

“你不看见在这个社会里旧势力还是那样根深柢固吗？”黄存仁站起来，搔着他的短发苦恼地说。“不要说一个张军长，就是十个张军长也没有用！”

“总之，我说他的新是假的！”张惠如接着说，“他的所谓新不过是聘几个外国留学生做秘书顾问，讨几个女学生做小老婆罢了。”

“不过他去年在外州县驻扎的时候，也曾在上海、南京等处请了些新人物来讲演，”黄存仁顺口说了这一句话。

“够了，”张惠如冷笑道，“你又忘了吧？他在欢迎会上的那篇演说辞！……秘书给他拟好了稿子，不晓得怎样他背出来的时候恰恰把意思弄反了。欢迎弄得不成其为欢迎，把那些所谓新人物弄得笑又不是，气又不是。他这种笑话，想来一定还很多！”

黄存仁不作声了。他的脑子里还有更大的问题在等他考虑。至于张惠如呢，他说了这些话，不但对当前的大问题没有帮助，便是自己的愤怒也不能由此减轻。他的心里、脑里还是热烘烘的，他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出来，因此他又气愤地说话了：

“我说马上换个名字搞起来，内容一点也不改、看他们怎样对付？”

“好，我赞成！”这些时候不说话的觉慧开口附和道。

“不过我们也得先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沉溺在思索里的黄存仁抬起头，沉吟地说。这样就引起了他们的长时间的讨论，而终于达到了最后的决定。

最后的决定是《黎明周报》停刊，印发通告寄给各订阅者，同时筹备创刊新的周报。他们还议决把现在的周报社改作阅报处，将社员所有的新书报都放在这里陈列出来，免费地供人阅览。这也是一个传播新文化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