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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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