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你在这儿闲逛的?”岸上另一个哨兵发问。
“这是什么河?”经过方才那场遭遇,医生本来不想再打听什么,可是禁不住又脱口而出。
哨兵并不回答,却把哨子放到嘴里,不过还没来得及吹响。他本想吹哨叫来的先前那个哨兵,原来一直尾随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后面,现在就径直走到同伴身边。两个人同时开了口: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是个送上门来的家伙。‘这儿是什么站,那儿是什么河?’真能打马虎眼。你说,是索性让他下去洗个澡,还是回车上去?”
“我想还是送他回车上去。看看首长怎么说。身份证!”后一个哨兵大声呵斥,一把抓起医生交过去的证件捏成一团。
“看住他,老乡。”不清楚他是向谁这么说了一句,然后就和头一个哨兵一起朝线路另一侧的车站走去。
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躺在沙地上的像是打渔的人咳了几声,起身走了过来:“你算有运气,他们等的就是你。我的好人,说不定你有救了。也不用责怪他们。这是任务。如今是人民的天下,往后日子也许会好起来。现在可还不能这么说。看得出,他们认错了人。他们一直在等着捉一个什么人。这回一想,准是你。心里大概还盘算着,就是他,工人政权的敌人,这下可抓到了。其实是错了。你呀,一定要提出见负责人。别让这些人摆布你,在他们来说,算不了一回事。要是让你跟他们走,可别答应。你就说,一定要见负责人。”
从这个渔民口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了他面前这条河就是有名的雷尼瓦河,可以通航;离河不远的车站叫拉兹维利耶,是尤里亚金市郊的一个靠水吃水的小工业区。他还了解到,坐落在上游两三俄里处的尤里亚金,一直抗拒着白党的进攻,现在好像已经挺住了。渔民还对他说,拉兹维利耶的局势也一度发生过混乱,目前似乎控制住了,周围这一带这么安静,因为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了,外面设了一圈严格的警戒线。最后他还打听到,线路上停着的一列列火车上设了不少军事单位,其中有一列就是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他们拿了医生的证件就是送到这列车上。
过了一会儿,从那边来了另一个哨兵。和前两位不同的是,他拖着步枪,枪托蹭到地面,有时候又斜抱在身前,像是扶着一个跌跌撞撞、烂醉如泥的伙伴似的。这个哨兵把医生带到军事委员的车上。
和警卫说明了准许放行之后,哨兵领着医生登上一条里面蒙了一层皮革的过道。过道连结着两节有客厅的瞬望车。两个人刚一进去,车厢里原来有人说笑和走动的声音立刻停止了。
穿过狭窄的过道,哨兵把医生领进中间一节很宽敞的车厢里。这儿很安静,一切都井然有序。几个衣着整洁的人正在这节干净、舒适的车厢里工作。这位短时期内就在全州赢得荣誉并以威严出名的非党军事专家,他的指挥兼起居的地方居然是这个样子,和医生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
不过,他主要的活动地点肯定不在这儿,大概是在接近火线的前方司令部,此地只是他的私人办公室,是个流动宿营地。
因此,这里才这么安静,很像海滨热水浴室的一条供休息用的走廊,地面铺了软木和小块地毯,服务人员穿上软底便鞋,走路悄无声息。
车厢中部原先是餐室,现在铺了地毯,有几张桌子,成了一个收发文件的地方。
“马上就好。”坐在最靠门口的一位青年军人应了一声。后来,桌子后面坐着的几个人都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个医生丢在脑后,就都不再去注意他。答话的那个军人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示意哨兵可以走了,后者就拖着步枪,让枪托在过道的金属横梁上碰得咋咋响地出去了。
医生在门口远远地就看到了自己的证件。证件被放在最里边一张桌子的边上,坐在桌后的是个年纪比较大、像是;日军队里上校模样的军人。这是个军事统计员。他一边用鼻子低声哼着,一边翻阅资料,看看军用地图,然后比比划划地剪贴着什么。过后,他依次把车厢的每一扇窗都看了一遍,就说:“今天要热起来啦。”仿佛从每一个窗口得出的印象不完全一样,只有都看过一遍才能下这个结论似的。
在几张桌子中间的地毯上,一个穿军装的技术员爬来爬去地在修理一条出了故障的电线。当他爬到一个年轻军人桌子下面的时候,那人就站起身来,免得碍事。旁边一个穿着男式战地保护色上衣的女文书,正吃力地对付一架坏了的打字机。打字机的滚筒在一例出了槽,卡在支架上移动不了。那人年轻军人站到她坐的凳子后边,从上面帮她查找出毛病的原因。技术员这时也爬到打字员这边,从下面检查打字机的传动曲柄。上校模样的军官也起身走了过来,所有的人都在对付这架打字机。
这个情况倒让医生放了心。因为这几个人对他的处境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很难设想他们会在一个肯定要遭殃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还能如此专心致志地处理这种琐事。
“不过也难说,谁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又这么想。“他们怎么会这么平静?附近炮声不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丧命,他们却估计今天的天气要热,想的根本不是会有激烈的战斗。大概是看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对不论什么事情都变得迟钝了吧?”
由于无事可做,他就从自己站立的地方穿过整个车厢望着对面的一个窗口。
列车这一侧的前方是许多条铁路线的最后一段,看得见坐落在小山上的拉兹维利耶城郊的这个同名的大车站。
从铁路到车站有条未经油饰的木结构的天桥,中间有三处转弯的小平台。
从列车的这边看过去,线路上已经成了一片废机车的堆弃场。那些样子像茶杯和皮靴筒的没有煤水车的老式蒸汽机车,烟筒对着烟筒停在一堆堆破损的车厢当中。
下面这片机车坟场和山上城郊的墓地,连同线路上那些七扭八歪的金属物件和市郊一片片生锈的屋顶、招牌,汇合成一种荒芜颓败的景观,在清晨的阳光下受着煎熬。
在莫斯科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想不到那许许多多的招牌会遮住很体面的房屋的外表。这里的招牌却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地的招牌尺寸很大,从火车上能看清上面的字。它们低悬在倾斜的单层房屋的窗前,矮小的房子遮在下面让人看不到,仿佛乡下孩子的头上扣着父亲的帽子。
这时,雾已经完全消失了,只有远方东边天际的左侧还留下一丝痕迹。就连这一部分也开始像剧场的帷幕一样移动着分开了。
离拉兹维利耶三俄里远、比城郊地势更高的山上,露出一座不小的城市,规模像是区的中心或者省会。阳光给它涂了一层淡黄色,因为距离远,所以轮廓看上去不很分明。整个城市阶梯式地一层层排列在高地上,很像廉价木版画上的阿丰山或是隐僧修道院,屋上有屋,街上有街,中间还有一座尖顶的教堂。
“尤里亚金!”医生激动地猜到了。“这是死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经常说到的地方,安季波娃护士也总要提到它!对这个城市我听到的真是太多了,如今却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初次见到它!”
就在这一刻,低头摆弄打字机的那几个军人的注意力被窗外的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他们都朝那边扭过头去。医生的视线也跟着转到那个方向。
天桥上,几个被俘的或被捕的人被带着走过,其中有个头部受了伤的中学生。在什么地方已经给他包扎过,可是从纱布下面还渗出血来,他就用手掌抹到被太阳晒黑了的、流着汗的脸上。
这个学生在这一行人末尾,走在两名红军士兵中间,引人注目的不只是他那漂亮的脸上流露出的坚决神态,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反叛分子惹人生出的怜悯。他和他身边跟随的那两个人,不断以自己的荒唐的行动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做不应该做的动作。
那个头缠纱布的学生戴的一项制帽,总是往下掉。他不但不把帽子摘下拿到手里,反而不顾对伤口有害,往下戴得更紧,两位红军士兵也心甘情愿地帮他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