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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是心脏和循环系统有病,再其次是臂部腿部出现畸形,或者神经失常。此外还有种种看不见的创伤,那是在流民露营地里得来的。在那里,盗窃犯、吸毒犯和有痼习搞同性恋的(有一个大汉想只花二角五分钱就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给了他们不少伤害。

但是亨利·福特【有名的汽车大王(1863-1947年)。】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嘿,到处流浪,这才是教育青年的最好方法呢!他们只要流浪几个月,得到的经验就比在学校里读几年书还要多。”要说胡佛总统不赞成福特的话吧,他可从没吭过一声。凭他的经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理由要反驳福特的意见。不过胡佛倒是不忍看到别人受罪的,所以尽管威廉·艾伦·怀特再三劝他去看看穷人怎么排队领面包,怎么拿救济品,他一次也没有去。他坐着轿车出去,在绕过街角时从不回头看看那些卖苹果的失业者。自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以后,胡佛从没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到各州走走,只有1932年秋天才出去走了一趟。只有那一次,他才在黑夜里,从戒备森严的车厢望出去,首次看到自己治下的美国人民成千上万地露宿,遍地营火。露宿的多半是青年男女,据吉恩·史密斯说,他们“白天在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

胡佛曾经考虑过节约白宫的膳食,可是后来认为,总统也节衣缩食,这对美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太不利了。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领结走进饭厅——他是最后一个坚持穿上礼服进晚餐的总统——向他那七道菜奋勇进攻。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个记者曾经为他想出这么个竞选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这位记者现在已经穷得要命,靠贷款来养活他那三个孩子了,但是胡佛还是认为,如果总统自己一家人也不相信美国会恢复繁荣,那全国人民更将陷于绝望了。

总统所吃的东西,往往是不合时令,难于找到的,桌上摆的鲜花也是这样。一个特制的保湿烟盒装着又长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规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制的,总统每天要抽二十支。胡佛一家进餐时,有好些人在周围侍候着:有一名男管家,有一些仆役(身材都要一样高)。他们笔直地立正,鸦雀无声,主子不出声,他们就不得动一动。每个门口都有海军陆战队派来的值日官,穿着蓝色礼服,威凤凛凛地站在那里。还有些穿着童话世界里的制服的号手,总统每次吃晚饭,那怕只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时,号手们照例都要吹响那光闪闪的喇叭。胡佛觉得他的太太很了不起。她能流畅地讲五种语言,还是美国女童子军的司令。她的食谱据说是白宫历史上最讲究的。不过胡佛吃饭总是那么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时怀疑总统是否会食而不知其味。

胡佛执政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全国都觉得他是个不可理解的人了。有一个得克萨斯州人写信给一位到首都请愿的退伍军人,他这样挖苦胡佛说:“胡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放救济品的人,你近在咫尺,肯定不愁没得吃了。”然而,胡佛以前确是那样的人。他拯救过大批比利时饥民的功劳,直至现在,仍是年代悠久的美国人道主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马克西姆·高尔基写过这样的信给他:“你把三百五十万儿童、五百五十万成年人救活了。”芬兰语新添了“胡佛”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帮助”。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脸色越来越难看,传说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胡佛在比利时办救济事业发了大财;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还有人说他是1932年3月把查尔斯·林白的儿子绑架并加以杀害的主谋。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叫做“胡佛村”(纽约市曼哈顿区就有两个大胡佛村,一个在河边车路下方,另一个在中央公园的尖顶方碑附近);“失业的”(原来是个形容词,这些年变成了名词)手里提着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汽车前部锯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骡子,叫做“胡佛车”(政府想改名为“不景气车”,但没人买帐)。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过来,一个钱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叫做“胡佛猪”。杂耍演员插科打浑说:“什么?你说生意好起来了吗?你的意思是说胡佛死了吧?”有的还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五分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梅隆回答说:“这里是一角钱,你把两个都挂了吧。”

按照二十年代的标准,胡佛本来算得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现在让人这样挖苦,这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在他精神奕奕地当商业部长的时候,柯立芝总统取笑过他,说他这人是“奇迹创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规定商营广播由官方管理,无线电波不能由私人垄断,共和党内那些保守派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在宣誓就职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他想控制各种工业,为公众谋利益。这种政策,共和党并不太赞成。他的就职演说开头几段刚由记者用电报打到《芝加哥论坛报》社,社长麦考密克上校就拍电给华盛顿分社说:“胡佛这个人不行呀。”胡佛严厉批评过柯立芝总统和梅隆部长决定的低利货款政策,他断言这对经济不利。他继任总统以后,第一步就是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缩信货,以免美国经济遭受太大的打击。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时,就可以看出他毕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的。原来他的所谓“控制工业”,不过是指由政府加以监管和协调。他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种有助于私人企业健康发展的条件”。他还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祛是各人自己想办法:美国人民看到“各大厂商、各铁路公司、各公用事业、各商号和各公务人员”那么尽忠竭力,应该振奋起来。但是广大民众从1932年起就看请楚,那些大工厂主和跟他们同恶相济的人都是一伙骗子,所以出现了信用差距,而且这差距还越来越大了。

可是对这一点总统装作不知道。他是一个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08-?)。】所谓“传统的聪明办法”的人。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的,甚至在十八个国家(由英国带头)已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他的看祛还是不变。他相信平衡预算是“必不可少的”,“绝对必需的”,“经济复苏的最基本的因素”,“国家的无上需要”,“一切公私财务获得稳定的基础”。虽然1932年他已经弄得联邦预算出现了四十亿元赤字,他仍然坚持这种意见。到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政府必烦想点办法了,便创立复兴金融公司来支撑那些岌岌可危的银行,并且还同意支出两千五百万元给农民买家畜饲料,不过有个附带条件,那就是拨款十二万元救济饥民的议案,国会必须把它搁置起来。

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是荒唐可笑的;但当时那些有识之士却把它当作圣经。《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争辩说:“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就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将象英国的失业救济法一样,有使工人不想干括的危险。美国总商会会长赛拉斯·斯特明说:“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的话,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人人都知道英国是怎么变得精神萎靡的,因为《美国杂志》已报道过,在英国,那些把小酒店挤满的醉汉,都是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亨利·福特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人们认为这话完全正确。《幸福》月刊聪明无比的编者说,如果让非经济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以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可是连他也坚持说,款项应由各州立法机关筹措,而不应由国会拨给。

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他还进一步指出:“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在共和党执政的二十年代,办实业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还成了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宗教界所崇拜的对象。这一类的虔诚的祟拜者都在读着布鲁斯·巴顿那本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书名叫《不为人所了解的人》。书中有许多妙论,其中之一是:如果耶稣在世,他也会到广告社去当会计主任。那些自小听过收师说耶稣出身于木工家庭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惊人的。

时世越艰难,胡佛对实业界的信心就越足。他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因而在改府极端需要增加岁入的时候却缩减了税源。他任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G。道斯为复兴金触公司的总经理,道斯就从公司里拿出九千万元借给自己的银行。不过全国性难关还是过不了,总统只得请梅隆出主意。梅隆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自由竞争,对于竞争失败的人不给任何帮助】,所以他回答说:“凡是破了产的,不管它是工会,是股份公司,是农场,是地产公司,一律要清算它的财产。”正如加尔布雷思后来写的那样,看来几乎每个被胡佛请来提意见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传统的聪明办法,提出不少把事情搞得更糟的建议来。”

多年以后,理查德·尼克松得出结论说,“胡佛是不幸的,他那个总统做得不得其时。”没有疑向,胡佛是竭尽全力去寻求解决办法的。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有远见地提出缓收各国战债,甚至削减了自己的薪金。他觉得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他以为,他那所谓“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最后还是会得胜的。

总统反复说明,教济穷人必须靠私人捐款和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自己筹款。当然,在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创设公共福利部之前,哪一个州都不曾有过这么一个部门;不过后来各州都不得不照样做了。但是这时胡佛总统还坚定地说,美国政府决不仅仅为了表示自己在“想办法”,就搞什么不负责任的试验。1932年5月20日,他写信给一位提倡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项二十亿元的救济法案,胡佛把它否决了,并且发表一篇措辞严厉的咨文,称之为“空前未有地滥用国家巨款”的议案。他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以分肥自利为基础的,我国成为伟大的国家,也不是靠政治上互相捧场、讨好得来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当局开始发现所谓“外来的煽风点火的人”了。他们说,煽动群众胡作非为的总是些陌生人,决不是那些“值得同情的穷汉”。早在十年之前,胡佛就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藐视无知愚民的思想。他在一本名叫《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小书中这样说:“尤其要当心群众!群众只有情感,没有头脑,不会想法子。群众容易受骗,会任意破坏,乱花乱用,怨天尤人,而且会想入非非,可就是不会建设。”他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群众所发表的那些“破坏性批评”会引起大乱。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汽车厂外举行过反饥饿游行,退伍军人因索取补偿金闹过事,尤其是肯塔基州哈伦县发生过动乱,所有这些他都归罪于“破坏性批评家”。共和民主两党中的“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都把参与肯塔基州事件的大学生作为攻击的靶子。邢些学生被殴打,被监禁,还被县里检察官斥为“少数大言不惭的人,亵渎神明、自命不凡、乱七八糟、离经叛道”。

现在回头翻看一下胡佛那些文件,人们有时感到奇怪:这位总统竟把当时的大萧条看作仅仅是公众关系不好所引起的问题。他相信,只要把美国实业界的形象弄得焕然一新,光彩照人,困难局面便会结束了。信仰实业界,这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实业界前途缺乏信心”,这是个大罪过。胡佛最初把随着股票市场崩溃而来的不景气看作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选用了“萧条”这个字眼,因为不象“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1929年12月,他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二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六十天内结束。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6月,市场急剧崩溃了,但是那时有个代表团前来请他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他竟还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六十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

批评家们已经多次驳斥了总统的预言,但1930年12月2日,他在提交国会的咨文里(当时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局面快要改变,民主党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大胜,)还硬说:“经济的基本力量没有受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苹果装运公司因苹果过剩,决定五分钱一个,成批赊给失业者们去零卖。第二天,到处都有冷得发抖的小贩叫卖苹果。有人问胡佛这是怎么一回事,胡佛回答说:“很多人丢开本行去卖苹果,因为这更有利可图。”记者们说了些挖苦的话,总统生气了。正如他的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胡佛此时也象别的总统那样,看得出是七窍生烟,情况不妙了。他已经认为某些批评是“不爱国的言论”。不过,他还不肯认输,考虑着用什么新方法来进行心理战。他对克里斯托弗·莫利说过:“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诗。”1932年春季,他又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出一支使人们忘记经济萧条的歌,我便送给你一枚奖章。”可是这个奖章瓦利得不到,因为他所唱的歌是:

『他们总说这是建立理想国,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干。

不论有田要犁还是有枪要扛,

我不怕出力流汗,

我们建筑一条铁路,

日夜加班,让火车快通。

如今铁路已经筑好啦,

赏一角线可以吧,老兄!』

可是并非人人都叫胡佛失望。据总统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当前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法律和秩序向题”,这是说犯禁酿酒卖酒法【1929年到1933年期间,美国联邦法令禁止酿造、运输、出售酒类。】的歹徒太多是当前主要问题。胡佛说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又说总统的话说得很对,“所谓大萧条产生了不良后果,无非是大惊小怪,夸大其词。”实业家们被总统的乐观神气带动起来,大家也装成很乐观的样子。不过,由华盛顿至纽约那一段宾夕法尼亚铁路,倒给胡佛政府找了一点麻烦。沿线原来竖着几千个广告牌,这时有一半空了下来,看到这,火车旅客们未免迷惑不解,产生了思想问题。后来有些钦佩胡佛总统的人租下了这些广告牌,统统刷上一条标语:“早些时候经济箫条闹得很凶吧?”雄狮俱乐部国际协会认为这样提问题很对头,先前是很萧条,可是已经事过境迁了,于是就搞一个商业信心周,庆祝一番。

总统爱看的连环漫画有个主角,叫小孤儿安妮,她老是叫喊说:“老天爷!谁说生意不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博士是没有说过生意不好的,他安慰本校的师生们说“有勇气就能战胜不景气”。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也没说过生意不好,他说大萧条的“高峰”已经过去了。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欧文·D。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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