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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斯沃思莫尔学院1932年届毕业生克泣克·克尔等等。

这个“运动”(这是大学生自定的名称)的性质各校不同。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看到的那些政界要人: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学当局,我们觉得他们只为现存体制效劳,并非为真理奋斗。”塞瓦赖德回忆说,“我想,在当时的政治制度的支柱当中,我们最憎恶的是军事机构……我们甚至连‘爱国主义’这个字眼也讨厌起来,因为觉得它已丧失原有的祟高意义,只是沙文主义的同义词罢了。”学生示威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塞瓦赖德参加了示威),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把它停办。

普林斯顿大学生把军人看成笑骂的对象,并自称为VFW①(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会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召开全国大会。纽约市立学院院长接见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校内学生纷纷起而反对,嘘声四起。院长骂学生为“小流氓”,第二天他们就都在衣领上别上个徽章,上面写着“我就是小流氓”。有些造反的学生召开会议,院长竟然挥舞雨伞,把他们驱散。这种你硬我也硬的做法不多,可是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使用的方法不那么简单幼稚:大学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会上演讲,看见有些学生集体示威反对,就请法院把他们的领导人逮捕罚款。经过上诉,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可是到了次周,所有入学新生都被勒令宣誓遵守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令和匹兹堡大学规程。大学总务处长向报界解释说,“我们要的是思想纯正的学生。”

【①VFW本来是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这里学生借用VFW这个写法,却改为Veterans of Future Wars(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表示决不参加未来战争。——译者】

不过,当时大多数大学生如果不是思想纯正,至少也是行为规矩的。那时也跟现时一般,爱造反的学生只居极少数——纽约市立学院只有百分之一,全国大学只有千分之三。这些人举行示威,为工人争权利,为斯科茨博罗市黑人冤狱筹款,在戏院四周劝阻观众看赫斯特报阀的新闻纪录片,一时甚嚣尘上,可是这跟几年以后,另一些大学生生吞金鱼,弄得遍登各报首页,性质相去无几。看见小小的孤立事件就当是普遍现象,这是美国人的通病。三十年代有些大学生举行过马拉松跳舞比赛,留下个照片,1970年有一家全国性广告行把它登出,加上一个俏皮的问题,“你们当年如此,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青年又要说三道四呢?”他们以为三十年代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凤头,事实恰好相反:他们跳个不休,不辞劳苦,不过是手头太紧,想赢得一笔奖金救救急而已。

这些大学生是所谓“走投无路的一代”,多数只想学到一些能赚钱的本领。青年人受大萧条的打击最为沉重,1935年正月,靠救济过活的还有几百万十六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有个大学校长对四年级生说,“今年6月得到学位的十五万大学生,将要走到社会上去,可是人家不要他们。”《幸福》月刊在二十五所大学举行过民意测验,结论是大学生都希望有个安定的长期的工作,借以安身立命。他们在唱一支满腹牢骚的歌:

『我为大学唱赞歌,

硕士博士街头多,

学问越来越高深,

肚子也越来越饿!』

这是开玩笑,可是意味辛酸。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家长都交不起学费,大学生要熬到毕业,就得苦战四年。上课期间每周做工四十小时,放假期间每周做工八十四小时,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有人在杜肯大学做过调查,不少学生在汽车加油站当服务员,在殡仪馆当助理员,在铁路当火车司炉,在钢厂当杂工,在石厂刻墓碑,有个学生在校内和附近的匹兹堡市竟然干过二十七种不同的工作。在密执安大学,阿瑟·密勒【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著有《推销员之死》等剧本。——译者】做厨房杂工挣饭钱,又为全国青年总署喂小白鼠,每月工资十五元,他就靠这过活。在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从大学图书馆借用。

勤工俭学念完大学,从来不是易事,何况经济萧条,生活艰窘,竟能完成学业,可真了不起。对于有志上进的青年,大萧条的煎熬直到珍珠港事件才算完,可是对于不在大学念书的中产阶级成员,就不一样了。罗斯福执政的第三个年头,美国已摆脱最困难的局面,乔纳森·米切尔觉得不妨在《新共和》周刊发表如下言论了:“手上又有点钱,真高兴。……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当然,情况还不太好。……工人还会被解雇,今天一个解雇,明天能有十个排队补缺。可是向来总有失业的人。谁也不能指望我们永远枯坐家里,为别人失业而愁眉不展。”非但如此,这些中产人家除生活费外,还有点余钱给将近成年的孩子们零花。固然,为数有限,搞不起伍德斯托克那样的音乐盛会,可是青年人弄点新鲜名堂,来点古怪花样,是足够的了。

在这些新玩艺儿中,第一个是音乐。最好是参加音乐会,亲眼看乐队演奏,可是从现场转播的好音乐,在各校校园也可以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有个学生乐队,由哈尔·肯普领队;杜克大学有“蓝色魔鬼乐队”,由莱斯·布朗指挥。在不出名的舞厅和酒吧间里,有好些未露头角的艺人演奏,例如阿尔文诺·雷伊(他开风气之先,弹一个电吉他,这是美国人听到的第一个扩音乐器)或者年青的弗兰克·西纳特拉。1933至1937年间,西纳特拉是薪水最微薄的艺人之一。他参加业余音乐竞赛,在各地小电台临时客串,在学生联谊会上为七角钱车费放声高歌。后来他的捧场者很多,音乐会票价很高,可是那时青年人还不能出那么多的钱买票,而且除音乐之外,他们还要搞很多别的名堂:看“大型小蓝书”【青年们的故事读物。——译者】,烫“雪莉·邓波儿式”头发,穿“G人式”内衣【“G人”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简称。——译者】,看耶鲁大学出身的大侦探佛拉什·戈登连环画,买自行车把手狐尾【这是一种装饰,事实上往往是松鼠尾或飘带。——译者】,并且把装橙子的板条箱安上滑冰鞋改为踏板车。

这时那些年岁大一点的青年人逐渐搞出了一套二十年代(那时爵士音乐盛行)以后才新兴的青年生活方式。他们有俚语(keen[漂亮],gas[扯谈],capacetic[顶呱呱]),有秘密的滑稽语(Confucius say[“孔子曰”],knock,knock[“吃吃喝喝”]),有显示男子雄伟气概的标志(破汽车),还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胶底白褐双色皮鞋,啤酒会茄克衫(由朋友亲笔签名在上),晴雨两用大衣(弄脏更好)。姑娘们白天的标准服式是双层式的毛衣(有钱的要穿开士米或安哥拉羊毛织品),长达小腿的方格褶裙,短统袜(后来叫做“少女袜”),俄式头巾。男青年要穿便装上衣和长裤;如果不穿双色鞋,可穿粗革厚底鞋(鞋底钉上V字钉,走起来格噔格噔响):要是有女性密友编织的菱纹毛衣,那就更神气了。到了参加正式舞会(中学每年开一次,大学至少四次),服装就要全部换过。舞会在体育馆开,天花板挂上绉纸花,地板打了蜡,姑娘们身穿薄纱晚礼服,左肩别上兰花或者栀子花,男青年穿上租来的“德西多”【半正式的男子晚礼服,没有燕尾。当时男青年很穷,自己没有这种衣服,只能租来穿。——译者】或者深色便服和白麂皮鞋,一双双翩翩起舞。

如果只是慢吞吞地跳“狐步”或者稳稳重重地眺“卡里奥克”,那就不免沉闷,可是乐队一改用轻快的旋律来奏乐,舞步就活泼得多了,到三十年代中期,“吉特巴”已风行全国。“吉特巴”是由“查尔斯顿”、“林底跳”和“得克萨斯汤米”舞(这可以追溯到1913年达克镇杂耍团)一脉相承的,种类繁多,有如体育径赛会,动作也有时相似。在“吉特巴”中,有“查尔斯顿摇摆”、“开货车”、“啄虫子”、“追棒球”、“苏西球”、“绕目摇摆”、“赞美阿拉”、还有“踢骡子”;在跳“踢骡子”时,男女青年按着对方的背部一跃而过。因为迹近淫猥,姑娘们跳得高兴时还露出内裤,陪她们参加舞会的大娘大婶就不那么喜欢这种舞。直至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还不许跳“吉特巴”。

对于性爱问题,当时还是讳莫如深,这反映出三十年代动荡不安(无论按什么标准看都是够动荡的),人们唯恐一切老规矩都被一扫而空了。女人怀孕被当成不光采的事,甚至已婚妇女也这样看;出售孕妇专用衣服的广告,说这些是特殊设计,“有保密作用”的服装。凡是与性有关的事,都百般遮掩。最近似色情刊物的是《长统袜大展览》了,可是那里所登的青年妇女照片都是穿着整齐的,只不过跳起舞来裙子扬到膝盖以上五六英寸而已。色情图书作者这时很少有市场。清规森严的社会把他们束缚住,理由与禁止女大学生跳“吉特巴”舞相同。再看另一场合,也有同样情况:汤姆·多尔西刚用摇曳舞旋律奏起《洛曼德湖》来【这是苏格兰民歌,本来旋律很慢,汤姆·多尔西把它加快,这是违反老规矩的。】,电台经理就赶快把线路掐断。经理先生觉得,就是不搞这个,好多人已经太不尊重传统了。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老规矩正在失效。最显著的现象是,先前在胡佛总统执政末期还无力造反的工人,这时已上街游行了。劳工队伍走起来声势浩大,使美国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胆颤心惊。可是工人运动勃兴的时代已经到了。许多工会组织起来了;市街战爆发了;矿务公司和工厂门外血染通衢,而且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呢。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个离奇古怪的人物。他胸圆背厚,眉毛浓密,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俨然是个巨人。读莎士比亚戏剧、《圣经》、《伊利亚德》、《奥得赛》、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这是他的消遣方法。他的父亲是个威尔斯矿工,曾被列入黑名单。他四十岁时被选为联合矿工会的主席,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工会人数竟减少了一半。1930年有个矿工小组批评他说,“他非但把我们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弄走,连工会的灵魂也被他搞掉了。”到了三十年代,他就要变成战斗的工会的旗帜,爱他的不少,恨他的也多。可是在1930年,他还是个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和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拚命反对进步工会各种策略的人。

在私人谈话时,刘易斯谈吐风生,娓娓动听,善于为被压迫的工人们出谋画策,争取权利。在公共场合,他好象把传教士、悲剧演员和杂耍丑角三者合为一体。他出语惊人,而且为自吹自擂的习性辩护。他说,“你自己不吹,谁还替你吹?”有一次开工人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听听这来自工人心底的‘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吧!【这是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九段所谈的事:圣保罗做梦,梦见一个人要求他到马其顿去,救救那里的人民。——译者】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前途,我看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他在批评他的对手威廉·格林(劳联的主席)时大声嚷嚷说:“啊哟,格林这小子我还不懂得他吗?他想随大流,畏首畏尾,止步不前,同时又唉声叹气,说什么‘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啊!’【这里引用的是古代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公元前105-43年)的话。——译者】”他把统一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分裂为两派,还洋洋得意地说:“他们对我下毒手,我对他们也痛痛快快地饱以老拳。”

这话是有意逗哏,可是没人笑。自由派认为刘易斯独具远见,反对派可觉得他是个活魔王。在某些人看来,他十分可恶,只有罗斯福能与之相比。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解职后执律师业,有一次代表矿业公司出庭,谈起自己的出身,满得意地说,“青年时代我也参加过联合矿工会啊。”刘易斯愤然起立大声说:“我这个联合矿工会会员看见有个会友投身政界,走南闯北,弄得全国知名,倒也觉得光采。”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可是叫人痛心的是,这位仁兄竟然忘了本,连青年时所参加的工会也背叛了。”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再说,“而且他的卖身价才不过是三十块臭银元呢!”【《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中说,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元出卖了耶稣。】赫尔利朝他猛扑过去,别人只好拦住。路易斯毫不在乎地说:“那么就取消‘三十块臭银元’这几个字吧,可是‘背叛青年时代所参加的工会’,这话半个字也不能改。”

话说得太没分寸了,可是也说得够大胆。1969年,美国总统所任命的暴乱行为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全世界工业国家中,美国劳工史上流血事件最多,斗争最残酷。”这是暗指三十年代而言,那时产业工会干组织工作的人有不少被害。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搞了一个集中营,专关工人纠察队员。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典型的媒矿城镇)的煤矿老板一年之内就花了一万七千元买军火,派人住矿工家里扔炸弹,又在山坡上烧十字架【这是恐吓人家的手段。——译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镇(全镇都是公司私有财产),市长对记者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保卫团,”(他明说这是指公司的私家武装人员而言)“就无异于没有音乐了。”当地法院检察官再加上一句,“给我两百个武装好打手,我就把那些狗娘养的工人纠察队统统收拾掉。”在剥削惨重的纺织厂里,有些女工闹罢工,《纺织杂志》就在社论里扬言,“让他们出几百次丧,局面就会平静下来了。”

奇怪的是,各工会虽然备受迫害,竟能坚持下来。在罗斯福刚就职时,工会力量十分薄弱,刘易斯那个联合矿工会会员己减至十万人以下。劳联会员减至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百分之六;交会费的工会公员,每周少了七千;1932年,劳联对资方俯首听命,连举办失业保险也反对起来了。咄咄逼人的企业老板们相信,跟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人斗争就是跟恶魔斗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934年12月,拉福莱特所主持的公民自由委员会查明,有二千五百家以上的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会是珀尔·伯哥夫服务社跟平克顿美国侦探代办所这两家。伯哥夫这个流氓头子家财数百万;平克顿一伙是底特律市各汽车厂的宠儿,1933至1936这几年间赚了将近二百万元。这两个帮会都养着一支小小的“常备军”,什么自动手枪呀、瓦斯枪呀、棍棒呀,样样齐全,哪里罢工就开到哪里去。他们都在工人队伍里安插坐探。有个参议员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经理赫尔曼·L。韦克勒,为什么要雇用密探,他回答说,“对付工人要有情报,不用密探不行啊。”数以千计的工人简直在枪口下干活;比方匹兹堡煤矿公司就在矿井口架上机枪对着矿工。众议院有个调查委员会问起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回答说,“不这样,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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