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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第1页）

英国历史大声地对国王们疾呼：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前，这些观念就会紧随并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后，它们便会拉着你们向前。

如果你们逆着时代观念而行，它们就将推翻你们。

——拿破仑三世[1]

人类的军事本能在船主、商人和贸易家的国度中发展，其速度人所共知。“巴尔的摩枪炮俱乐部”只有一个兴趣：为了仁慈的目的而毁灭人类；同时这个俱乐部也着手改进武器，因为他们把武器视为文明工具。

——凡尔纳，1865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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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50年代的繁荣标志着全球工业经济和单一世界历史的基础已告奠定。在19世纪中期欧洲统治者的眼中，就像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这场繁荣提供了一个喘息机会。在这一繁荣时期，那些不管是1848年革命还是镇压革命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若不是已被遗忘，至少也由于繁荣富足和牢固统治而告淡化。确实，由于经济高度扩张，由于采用适合于无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由于社会问题安全阀的敞开——例如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自由向外移民——足可以减轻群众不满的压力，凡此种种使得社会问题看起来易处理得多。但是政治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之前，政治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了。对单一的政府而言，这些政治问题本质上是内政问题，但是由于从荷兰到瑞士一线以东的欧洲国家制度的独特性质，遂使国内与国际事务纠缠在一起。在德国和意大利，在奥地利帝国，甚至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带，自由主义与激进民主，或是最起码的对民权和代表的要求，无法与民族的自治、独立或统一问题区分开来。如此一来，内政问题便很可能导致国际冲突；就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而言，更必然会造成国际冲突。

暂且不提任何欧洲大陆边界的重大改变都会涉及几个大国的利益，光是意大利的统一就意味着得把奥地利帝国排除在外，因为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奥地利帝国的领地。德国的统一则会导致三个问题：（一）要被统一的德国到底包括哪些地方［日耳曼邦联包括奥地利帝国少部分地区、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荷尔斯泰因—劳恩堡（Holstein-Lauenburg），后者也属于丹麦和卢森堡，也有非德语系的居民，但不包括那时属于丹麦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不同的是，原本在1834年形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已包括了整个普鲁士，但不包括奥地利，也没包括汉堡、不来梅和北部德意志的大部分区域（麦克伦堡、荷尔斯泰因—劳恩堡以及石勒苏益格）。这种状况的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二）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大强权都是日耳曼邦联的成员，假如两者一起加入未来的德国，应当如何协调；（三）对于其他为数众多的小君主国将如何安排，这类君主国从中等大小的王国到舞台般的袖珍小国不等。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和意大利在自然边界上都与奥地利帝国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两者的统一就意味着战争。

对于欧洲统治者而言，幸运的是，这种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混合碰撞，在当时已经不具爆发性，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紧随着革命失败而来的经济繁荣，拆去了爆发的导火线。总而言之，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各国政府发现他们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动荡，这些动荡不安是由温和的自由中产阶级和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掀起的，有时甚至是被新兴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激起的。其中一些政府甚至比从前更易受到内部不满的打击，特别是当他们在对外战争失利之时，例如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奥地利帝国在萨奥战争之后。但是，除了一两个地方以外，这些新的动荡不具革命性质，而即使在这一两个特殊地方，动荡也可以被孤立和限制。这期间最具特色的插曲，是发生在1861年选出的强硬自由派普鲁士国会和普鲁士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在这场对立中，普鲁士国王和贵族完全没有对国会让步的想法。普鲁士政府非常清楚，自由主义者的威胁仅仅是口头上的，于是主动挑起争执，然后干脆任命当时最保守的人物——俾斯麦——担任首相，实行没有国会或者把拒绝投票赞成征税的国会置于不顾的统治。俾斯麦这样做了，而且毫无困难。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也不是政府几乎不曾丧失过他们对金融形势的控制，相反，却是反对群众的要求总有一部分会被政府应允，至少在俄国以西的欧洲是如此。这是一个改革的10年，一个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的10年。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已经实行议会制度，选举权已经扩大，更不用说还有一系列同步进行的相关改革。英国1867年的《议会改革法》，实际上已将选举权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在1863年显然失去了城市选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个代表中获得一个席次——于是逐渐采取广泛措施，加速帝国政府的管理制度“自由化”。在非议会制的君主国家中，这种态度上的变化甚至更为明显。

186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干脆放弃统治，好像它的臣民们完全没有政治意见一样。此后，它致力于在其为数众多而且吵闹不休的民族之间，寻找一些联合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强大到足以克制住其他政治力量，使之无法发挥政治作用，尽管眼前对所有民族都不得不做出某些教育上和语言上的让步。一直到1879年之前，这个王朝都可以在其说德语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找到最便利的统治基础。但在控制马扎尔人这方面，则不见成效，马扎尔人在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之前，已经赢得了不亚于独立的地位，这个《妥协方案》将帝国转化为奥匈二元君主国。然而，在德国发生的转变甚至更能说明问题。1862年，俾斯麦当上普鲁士王国首相，着手施行一项方案，旨在维持传统的普鲁士君主和贵族统治，抵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日耳曼的民族主义。1871年，他出任由他一手统一而成的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帝国同时设立一个由全体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国会（显然是不具作用的），依靠（温和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热情支持。俾斯麦本人绝不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在政治上也远不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见第五章）。他聪明得足以认识到，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拼死对立，是无法保住普鲁士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的，应该设法与两者周旋，使他们为自己服务。这意味着他将按照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Disraeli，1804—1881）所说的去做，迪斯累里在采用1867年《议会改革法》时说过：“要在辉格党人（Whigs）洗澡的时候赶上去，穿上他们的衣服走开。”

所以，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的政略，是基于三方面考虑而制定的。其一，他们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双重变化的形势之下，这种形势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必须去适应。唯一的选择——政界要人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这道劲风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样凭借他们娴熟的技术把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风本身只是一个自然因素。其二，他们必须决定要对新势力做怎样的让步，才不至于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制度，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不威胁到他们有责任防御的政治结构；他们也必须决定该让步到什么程度，超出这种安全程度，就必须收手。其三，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在他们拥有主动操控优势的环境中，做出上述两项决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态的发展。

因而，在传统的欧洲历史中，这一阶段表现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够有条不紊地将政治管理与政府机器的外交控制相结合的人，例如普鲁士的俾斯麦、皮埃蒙特的加富尔伯爵、法国拿破仑三世；或是那些精于妥善掌控上层统治阶级不断扩大这一艰难过程的人，例如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党人迪斯累里。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旧非正规政治力量转向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赞成他们。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做到这点。但当时有两个人对这个棘手问题具有非凡的处理能力，即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加富尔和保守主义者俾斯麦。

他们两人都是特别清醒的政治家。这一点在加富尔的清明无欲和俾斯麦那种德意志人的平凡务实中充分展现。俾斯麦是个更复杂、更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人都是彻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同情，然而却有办法接收这些政治势力的计划，在意大利和德国贯彻施行，并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两者都注意把民族统一和民众运动区别开来：加富尔坚决主张把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变成皮埃蒙特王国的延续，甚至拒绝把其（萨伏伊）国王伊曼纽尔二世（VictorEmmanuelⅡ）的称号改成（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一世；俾斯麦则将普鲁士的霸权扩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国。两者都非常灵活圆融，成功地把反对派吸收到政府当中，却又使他们无法实际控制政府。

两者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国际策略和（就加富尔而言）民族政策问题。俾斯麦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也不必担心内部的反对，所以他认为统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过大的，因为如果太庞大，普鲁士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其一，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凭着1864年和1866年发动的两次漂亮短暂的战争达到这项目标；其二，必须排除奥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响力，他借着支持和保证让匈牙利在奥地利帝国境内获得自治（1867年），而达到此目的；其三，与此同时必须保留奥地利，我们可以看到他此后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来完成这项目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溃，落入其境内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国，这样就会打乱俾斯麦精心构筑的普鲁士优势地位。这也正是1918年后发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实所显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政策最深远的结果，正是普鲁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鲁士的名字亦不复存在，除了在历史书中。］这也意味着必须使那些反普鲁士的小侯国觉得一个优势的普鲁士要比优势的奥地利更易接受，为此，俾斯麦在1870—1871年以同样漂亮的手段挑起并进行反法战争。与俾斯麦不同，加富尔得要动员同盟（法国）来替他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而当统一进程超出拿破仑三世所能信守的情况时，他又得解散这个同盟。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所看到的意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统一，一半是由下进行的革命的统一。由下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民主共和反对派所领导的，由饱受挫折的19世纪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红衫军首领加里波第——担任军事领导。1860年，经过简短考虑、快速会谈和妥善谋划之后，加里波第才在劝说之下把权力交给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