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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果（第1页）

第十章　土地

印第安人现在每星期能挣九个小银币。一旦他们每天能挣到三个小银币，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便绝对不会超过一半，因为这样他们仍能拿到九个小银币。当你改造了一切之后，你还得回到你的起点：回归自由，不需要为发展农业而制定赋捐、法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真正自由；回到无限美好的、堪称政治经济最高境界的放任自由。

——墨西哥一地主，1865年[1]

所有过去用来反对大众阶级的偏见，今日仍用在农民身上。由于农民得不到中产阶级所受的教育，所以就得忍受不同待遇，忍受别人的轻视，于是乡下人遂强烈渴望摆脱这种轻蔑的压迫，于是就发生了咄咄怪事：我们旧有的风俗习惯蜕化了，我们的种族腐朽变质了。

——曼图亚一家报纸，185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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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时，世界人口，甚至欧洲人口中绝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即使在第一个工业化经济的英国，城市人口在1851年前仍未超过农村人口，1851年也只刚刚超过——51%。除了法国、比利时、萨克森、普鲁士和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超过其总人口的10%，而那时全世界的城市不过1万多个。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情况大有改观。然而除个别例外，农村人口仍雄居城市人口之上。所以直到那时，大部分人的生存运气仍取决于土地庄稼的好坏。

土地收成好坏一方面有赖于经济、技术和人口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全球各地，至少存在于地理—气候的大区域里。即使各地有其特殊性和落后现象，这些因素同样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收成也取决于社会、政治、立法等机制因素。这些因素千差万别。即使世界通过这些机制的运转，形成了一致的发展趋势，但各地的机制因素仍是迥然不同。从地理上看，北美大草原、南美大草原、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南部的无树林大草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程度不同地处于温带，都是大平原，都适宜于大规模开垦种植。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它们也都发展了相同类型的农业，成了主要粮食出口国。但从社会、政治和法律上看，北美草原与欧洲草原就有很大区别：北美草原上除狩猎的印第安人外，基本上无人居住；欧洲草原很早就有人来定居务农，即使人烟还不算很稠密；新世界（美洲）的自由农和旧世界（欧洲）的农奴有天壤之别；1848年后匈牙利发生的农奴解放形式与1861年后俄罗斯发生的农民解放形式截然不同；阿根廷的大庄园主与东欧的贵族地主和乡绅也不一样；各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和土地政策也各不相同。对历史学家来说，忽略它们的区别跟忽略它们的共性一样，都是不应该的。

不过全世界的农业在下列这点上的确越来越相似：服从工业世界经济的需要。由于工业世界的需求扩大，农产品商业市场遂成倍增加——多数是粮食和纺织工业的原料以及工业用粮，不过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大——国内外市场同时增加。国内市场增加是因为城市迅速发展。工业世界所拥有的技术，使通过铁路和汽船将迄今未遭剥削地区有效地纳入世界市场范畴成为可能。当农业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或至少是改用商业化大规模经营的方式后，社会受到强烈冲击，人与土地之间那种代代相传的密切关系松懈了，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家无寸地，或只有极少土地，无法养家糊口的时候。与此同时，新兴的工业和城市又贪得无厌地渴求劳动力，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黑暗的”农村之间，距离日益增大，终于迫使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方。在这个时期，我们见到农产品贸易（这是农产品使用范围明显扩大的标志）与较大范围的“从土地上远走高飞”的现象——至少是在受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直接影响的国家里——同时增长，而且增长幅度极大。

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这个进程显得特别迅速，其原因有二，即世界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的急速发展。这两方面的急速发展，是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旋律。拜科技进步之赐，偏远以及无人地区的开拓度大增，原本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粮食出口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中部平原和俄国东南部。1844—1853年间，俄国每年出口粮食约1150万公石，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下半叶，出口已达4700万到8900万公石。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出口的粮食几乎可忽略不计（也许只有500万公石），此时却向国外出售1亿多公石。[3]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先进”世界已开始尝试将国外某些地区变成其特殊产品的供应地——孟加拉的靛青和麻，哥伦比亚的烟草，巴西和委内瑞拉的咖啡，埃及的棉花更不用提了，如此等等。这些新的出口作物取代或补充了当时同类的传统出口农产品——加勒比海和巴西正在减少的糖、内战时期美国南方诸州的棉花。整体而言，除了个别例外（例如埃及的棉花和印度的麻），这些经济特殊作物并非一成不变，即使有些固定不变，其规模也不能与20世纪相比。恒久不变的世界农业市场模式，在帝国主义经济于1870—1930年间形成之前，尚未确立。看似欣欣向荣的产品也可能潮起潮落，时升时降；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生产这类出口农产品的主要地区，后来不是停滞不前，便是完全放弃。圣保罗州（S?oPaulo）曾是这个时期生产咖啡的主要基地。如果说巴西已成为主要咖啡生产国，圣保罗的咖啡产量充其量只占全国产量的15，只及里约（Rio）的14，印度尼西亚的一半，锡兰（Ceylon）的两倍。锡兰的茶叶种植业在这段时间还无足轻重，19世纪70年代晚期茶的出口还未单独注册，19世纪70年代后也只少量出口。

尽管如此，农产品此时已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项目，这通常会导致农业高度专业化，甚至使出口农产品的地区只种植单一作物（其理由显而易见）。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局面成为可能，因为大量散装货物在进行长距离陆上运输之时，其主要运输工具只能依靠铁路，而铁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尚未问世。与此同时，技术显然随需求而诞生，或预测到市场需求而加以开发。这在美国南部的辽阔平原和南美若干地方最为明显。那些地区的牲口实际上并不需要人们精心饲养，只要由高卓人（gauchos）、拉内洛斯人（llaneros）、瓦克罗人（vaqueros）和牛仔放牧就行。然而成倍增加的牲口，正大声呼喊着唯利是图的城里人找个运输途径把它们转换成钱。得克萨斯人将牲口赶到新奥尔良，1849年后又进而赶到加利福尼亚。促成农场主人长途跋涉开拓这条牲口之路的原因，正是东北部已显示出它将成为一个大型市场。这条牲口之路成了“蛮荒的西部”英雄浪漫史的组成部分。这条路将偏僻的西南部与缓慢延伸过来的大车站连接起来，又借由一座座火车站与芝加哥相联系。1865年芝加哥的储货场开放了。内战爆发之前，每年有成千上万头牲口来到这里；内战结束后的20年里，每年来到这里的牲口更不下几十万头，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铁路网络的完成，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蛮荒的西部”因耕种技术提高而告别了它的古典时期，告别了以畜牧为主要经济的时期。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试探新的家畜利用法：一是传统的方法，即在家畜屠宰后将肉腌制并风干；二是某种浓缩法［1863年拉布拉他河诸州已开始把李比希（Liebig）的肉类萃取法应用到生产上］；三是制成罐头；四是冷藏法，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方法。波士顿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收到一些冷冻肉，伦敦也自1865年起从澳大利亚运来少量冷冻肉，但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结束之前，冷冻肉并没有很大的进展。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因为美国企业的两大先驱，即美国两大包装公司巨头斯威夫特（Swift）和阿穆尔，直到1875年还未在芝加哥站稳脚跟。

因此，农业发展的活跃因素是需求，是世界各城市和工业地区对食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这两项与日俱增的需求结合在一起，遂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经济。经济增长促进了大众消费水准的提高，也提升了每个人的平均需求。随着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新市场仍无处可寻（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但老市场却方兴未艾。自工业革命以来，新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就业的能力首次与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并驾齐驱（见第十二章）。结果是，举个例子来说，英国在1844—1876年间，每人平均的茶叶消费量增加三倍，同期的每人平均食糖消费量从大约17磅增加到大约60磅。[4]

于是，世界农业日趋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国际和国内资本主义市场所垄断，另一部分是基本上独立于资本主义市场之外。所谓的独立农业并不意味着不进行任何买卖，更不代表那里的农业生产者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它指的是在这片农民拥有的土地上，自然经济很可能占相当高的比例，交易行为可能局限在邻近的狭窄范围内，而这些地区的小城市粮食是由方圆一二十英里的农村所供应。这两种农业经济尽管都有买卖，却有本质上的区别：一种是向外界出售的东西十分有限，且有选择；另一种则是自己的命运是由外部世界主宰。换句话说，一种是被歉收和因歉收而必然造成的饥饿幽灵所困扰，另一种则是被相反的情况，即被丰收或突然出现的市场竞争以及价格急遽下降的鬼魅所纠缠。到了19世纪70年代，造成全球性和具有政治爆炸性的农业萧条的原因很多，世界农产品充足是其中的第二大原因。

从经济角度看，传统农业是股消极力量，它对大市场的波动无动于衷，如受波及，也会竭尽全力进行抵制。在条件好的地方，土地能使男男女女维持生计，传统农业能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或是季节性地派出多余人手沿着传统小路出去找工作，就像巴黎的许多建筑工地吸引了法国中部的小自耕农一样。有些骇人听闻的乡间事情，城里人根本无法想象。巴西东北部的旱灾就像降下杀人刀般，迫使足不出户但又饥肠辘辘、骨瘦如柴、与其豢养的瘦小家禽相差无几的男男女女外出逃荒；等到旱灾过后，他们又回到龟裂、长满仙人掌的故土，而任何“文明的”巴西人是从来不屑去那种地方的，除非他们要对某个住在穷乡僻壤、眼里布满血丝的救世主进行军事讨伐。在喀尔巴阡山区，在巴尔干，在俄罗斯西部边陲地区，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在西班牙［我们只举世界上最先进的（欧洲）大陆的几个地区］，世界经济，也就是除了这些地区以外的现代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这些地区来说意义不大。时至1931年，当波兰人口统计官员进行人口普查，问波利西亚（Polesia）居民属于哪个民族时，他们根本不懂民族是什么意思，只能回答说“我们是这一带的人”，或说“我们是本地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