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4部分（第2页）

每天又开始练单杠。平哥当教练，穿件海军衫，站在单杠下，把我们的身体像拨闹钟一样，朝前一拨，一个前翻，朝后一拨，一个后翻。我们成了猴子。眼前一晃是泥巴，一晃是云朵。地转天旋。

开始是苦事，后来渐成乐趣，这样练了两三个月，捏拳弯手臂，果是看见了“鹅蛋”。练了身体，也壮了胆子，遂跟街上的小痞子们打了几架，兵家常事，互有输赢。到后来彼此见了，龇牙笑一回，反倒平安无事。和平皆是通过战争实现的。

风声日紧一日，标语刷到院子里墙上四处皆是。墨写的父母们的名字上，无不打了红叉，如同宣判死刑的布告。少年亦慢慢悟到了愁滋味。有两个细伢崽的父亲是南下干部，被揪出去斗了两场，回家叹口大气，逃到北方老家去了。三毛的妈妈是教育局的局长，本地干部，没老家可逃，终日被弄得披头散发，一语不发。那一夜晓得第二日又要被揪斗，就拿一根从苏联带回来的长围巾把自己吊在了门框上。这是我们院子里头一回死人，物伤其类，悲戚甚大，却又不能举丧，因三毛妈妈的死，被定为“畏罪自杀”。

我们不再有快活了。三毛在一夜之间，成了沉默的人，时常两眼怔怔地望着梧桐叶之间破碎的天空，泪水涌下来。三毛一个姐姐抗美，抚着弟弟的脑壳，亦无言语，只虚虚地望着前头。岁月还很长，望不望得见头？

过了些日子，有个冬日的早上我醒得早，到楼下厕所里撒完尿，就跑到单杠下头，把树桩边的四方凳子摆过来，站在上头，一个人甩起了单杠。一会儿就玩得筋疲力尽，跳下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抬头望到了抗美姐姐，她也是早起，一个人站在门前木栏旁。我站起，拍拍手，见她望着我，就冲她一笑。她那时已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比三毛远远要坚强。她亦是回我一个平静的微笑，轻声说：“小子，你玩得蛮好了。”

抗美很漂亮，短发，圆脸，唇红齿白，穿件水红的棉袄，是使平哥心跳得狂乱的妹子。我见她表扬，便很得意，故意谦虚道：“哪里哪里，玩得不好，没劲，跟吊颈鬼一样。”

话一说完，抗美脸色大变，反身就进了屋。听得那门砰地一响，然后四处静极。冬天的早上有些冷。我猛地想起我刚才答的是什么话，恨不得抽自己七七四十九个大嘴巴。

我无心刺激了抗美，触着了她内心巨大的伤痛。我简直后悔得想去死。此事过去了这么多年，她肯定是忘却了，但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历历如在眼前。

抗美，如果哪一天，哪一瞬，你记起了这一幕，会痛恨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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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日子

我在浏阳乡下挂副乡长职锻炼，是二十年前的事。浏阳这地方相当穷，但也相当怪。从谭嗣同到*，出过不少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改变了中国，而中国却并未改变浏阳，依然寒山瘦水，毫无生机，让人不可理解。当然现在是大变了，不过我说的是二十年前的事。

那时我住在乡政府，春天里几乎餐餐吃竹笋，是那种特别细的，小拇指粗，人称笔杆子笋，山里多的是，弯腰就能捡一大把。放酸菜，放干椒，炒一大盆，极是送饭。但是少油，吃多了心里挖，像是肠子吹了风，都枯了。不下乡去的时候，在乡政府其实无事可干，院子里空落落的，有敬老院的感觉。踱到乡长的房里，他不在，他堂客来了，盘腿坐在床上，手中正捧了一本书：《七剑下天山》。指头在舌尖舔一下，哗地翻一页。脑壳仰起来：好看好看！又踱到坪里，太阳汪汪的，人影子好大。两条瘦狗伏在篮球架子下，构思有肉骨头的梦。计生专干缪胡子急急走拢来：何同志！我把手反到身后：么子事？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原来他不是吃国家粮的。他抽到乡里抓计生，抓了七八年，四处得罪了人。为什么得罪了人？因为这浏阳乡下的人越是穷，就越是想生崽，有的人生了三四胎，都是女，不甘心，接着又想生，非得生出个带把的来。这缪胡子就来抓人，等于要别人断后，怎不惹人生恨？他是回不去了，但是乡上又没跟他解决吃国家粮的问题。心里不踏实，只好来找我。我晓得这是麻烦事，因为没指标。前两任乡长都答应过他，要优先帮他解决。到有了指标，总是给了别人。我只能答应帮他的忙，但话也不能说得那么死。那好，那好，拜托啦！他怀了新的希望，转身又走了。衣角扬起来，看上去像山里头一只古怪的鸟。

围墙外头是乡邮所，有几个人在打跑胡子，就是一种两指宽的纸牌，上头画着蝴蝶，涂了桐油。牌要是新的，屋子里就有一股桐油味。我坐着看，一上午也没一个乡民来发信。他们世代就在这山里，几乎很少有亲戚在外头。烟熏得墨黑的木板壁上挂了一张林青霞的像，脸上叫人画了胡子，看着你永远有邋遢的笑。所长戴眼镜，打牌极认真，输了就骂别人的母亲。别人笑笑，晓得虽然这么骂着，其实母亲很平安。所长的堂客是江西跑过来的，在乡里做裁缝。坐在堂屋里，把缝纫机踩得滴滴答答响。刘海搭下来，把眼睛都遮住了。从来没见过她的脸，也许长了麻子，也许长了疤。听说她在江西那边结过婚，但是所长看上她了，认识才几天，一把搂过来就做了夫妻。第二年，生了一个崽。所长抱着他四处走，神气得不得了。

黄昏的时候，沿着乡政府外头的小溪走到乡中学。有数学老师坐在屋门口，火柴做牙签，斜叼在嘴里，二郎腿撩起来拉二胡，《江河水》　呵，《良宵》　呵，流水潺潺的样子。月亮升起在山后头竹林里，远看氤氤得似一幅水墨图画。忽听得一声断喝：还不洗碗，只晓得扯胡琴，要死！是数学老师的堂客走出门来，脸很大，眼睛如灯，一只手叉在肥肿腰上，似一把陶壶。

每日里所见，皆是这样的风景。我一直很奇怪，这样的地方，怎么会出那么了不起的人物呢？

矮哥

我头一台台式电脑就是在矮哥手里头买的。那是1994年，当时流行的PC机是286，矮哥跟我攒的是386。我记得硬盘是新加坡的，现在想来小得可笑，才四十兆。我坐在矮哥的小店里看着他东拼西攒。“四十兆的硬盘是么子概念呢？”他一边装机一边跟我扫盲，“你不是写文章啵？就是说，你再发狠，晚上连觉都不困，一辈子也写它不满！”跟我装了金山软件，装了王码五笔，还装了几个小游戏。又还动员我买了一个WPS不间断电源，“你写文章，写着写着突然断电，那家伙，么子都会丢掉，哭都哭不回来！”到后结账，给九千找了我两百，说兼容机就是便宜，要买品牌的呵，贵死你！第二天咬咬牙，还是到他店里配了台针式打印机。“是的喽，我讲哒你要配这个的，想明白了吧。不买点A4纸嗳？”他收了钱，递根红塔山的烟给我。那年头，吃红塔山是蛮客气的。

矮哥的店就开在袁家岭新华书店的侧边，买电脑配件、耗材，同时拼攒兼容机。那地方人流大，加上PC成了人类的巨大需求，他又一副赚了你的钱还像是在学雷锋的模样，故他生意不火成一千度就没有道理。我每回走他店子过身都要进去坐一坐，顺便买点色带呵打印纸呵之类。他那里手忙脚乱，“烟在柜台上你自己拿着抽呵。”一边把货拿出去，一边把钱收进来。我心里打着算盘，跟他说，你这个店子虽然不大，一年赚个二三十万应当不成问题吧？他笑得一脸谦虚，但不作答，又叫我在柜台上拿红塔山抽。他的钱都装在一只“*”时期红卫兵们喜欢挎的黄书包里，那包又脏又旧，早失了原色。只要离开小店，那黄包就不离他的身，斜斜地挎着，包的那头不在身后，在胸前。人笑他赚这么多钱，背个这样的包像么子话。他又笑得谦虚，说哎，这你就不晓得，这样的包，贼老倌就不会盯着噻！

矮哥当过知青，所以吃得苦，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生意来了高潮，到底还是请了个帮手。这帮手是个乡里妹子，圆脸，腰身丰满，青春飞扬。矮哥叫她小妹。他女儿虹虹在袁家岭附近的八一路小学念书了，中午就到他店里来吃小妹做的饭。矮哥叫虹虹唤小妹做姐姐。热天气，豆芽菜一般瘦小的虹虹在凳子上做作业，小妹就跟她打扇，拉开柜台的门，到街边上买冰激凌来给她吃。矮哥的老婆是他下乡插队时的插友，回城后当了邮递员，是个劳模，一天到晚忙得不见人影子。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这其间我换了六台电脑。两台台式机，四台笔记本。那个四十兆的硬盘虽然写不满，但不知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