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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范妮将自己的肩膀缩起来（第1页）

范妮将自己的肩膀缩起来，并埋下眼睛，这样让她感到舒服一点。

而简妮则瞪大了自己的眼睛，她眼睛里全是要为爷爷担当什么的勇敢，就象她考到了上海，告诉爷爷自己选择的专业的时候一样。

好在这时上主菜了。跑堂的将白色的大盘子重重顿在桌上。即使是红房子，也已经不懂该将食物轻轻放在客人面前。一连三份烙蛤蜊使得满桌都散发出加了奶酪的熟蒜茸微臭的香气。别桌上的客人都朝范妮家的桌子上看。

叔公说，居然烙蛤蜊的样子和味道都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味道淡了点，“大概我舌头上的味蕾死得差不多了吧。”叔公说着，远远地拍了一下范妮的胳膊，“好好抓紧机会享受人生啊，人老了以后，什么都不太有意思了。我最欢喜看那些在麦当劳里工作的年轻人，动作快，声音响，那就是美国，就是年轻啊。”

爸爸妈妈点的是葡国鸡，那是他们在离开上海时匆忙举办婚礼时，在红房子西餐馆吃过的菜。范妮和简妮都不敢点鸡，在西餐馆里吃鸡，不可以用手，要用刀叉，一点一点与鸡骨头上的肉斗争，实在太累了。范妮点的也是烙蛤蜊，简妮点的是炸猪排，在新疆的家里，妈妈也常做炸猪排吃，家里也特地备着刀叉，这是简妮最会吃的西餐主菜，在用刀叉吃饭的时候，佐餐的就是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说不光的霞飞路，小开家的家庭舞会，自己有一支吉他乐队的，沙球和吉他，红房子西餐馆里的法国大菜，《Moon?river》，《around?the?world》，那都是他们开家庭舞会时听到的唱片，也是他们被发配到新疆的理由。简妮从来不觉得自己不是个上海人，会对红房子西餐馆陌生，只是她今天不想出一点差错，宁可保守。可爸爸妈妈居然可以用笨重的刀，把鸡块上的肉都剔干净，吃得有模有样，一丝不乱。他们俩坐得笔挺的，手肘贴着自己的身体，掌刀的那只手腕轻轻动着，鸡块上的肉就被老老实实地卸下来了。他们粗大的手和郎尼叔叔一样，与他们文雅的吃相不般配。让范妮不得不暗暗服气的是，即使他们的手因为长期的体力劳动变成了这样，即使他们的口音里有那个陌生的“ou”，他们吃起东西来，还是没有走样。甚至，比自己姐妹的样子还要好。

郎尼叔叔点的是红烩小牛肉，他用叉点了点范妮面前的黑胡椒瓶，说：“拿伊pass过来。”范妮就把那小玻璃瓶给郎尼叔叔递了过去。在长桌子上的灯光下，范妮看到自己的手背是那么细白。她垂下眼睛，并不看郎尼叔叔的脸，她认为郎尼叔叔的声音是生硬而且有敌意的。郎尼叔叔粗大的双手象榔头一样，重重地吊在手腕上，那是大丰农场砖瓦厂的纪念品。他要的红烩小牛肉其实一点也不合适他，他的牙齿因为长期的牙周炎，已经坏了一大半，回上海以后装了假牙，天天晚上，他要从嘴巴里取出假牙来，放在水里泡着，象爷爷一样。但他还是坚持要不好嚼的牛肉，那种牛肉就是切得再小，他的牙齿也对付不了。老光棍的脾气一定是别扭的，不光难为别人，也同样难为自己。那时，范妮这么想。

维尼叔叔要的主菜也是烙蛤蜊，他细长的手指尖尖地伸过去，轻轻扶住坐在小凹档里的半个连壳蛤蜊，将淡黄色的蛤蜊肉从撒了大蒜茸的汁汤里叉住，剥出来，再裹起一些蒜茸来，放进嘴里。他的小指头微微向上翘着，象女人一样柔和。他也是瘦长高大的，脖子上有一颗淡咖啡色的痣，显出白皙的皮肤。见范妮望着他，他体贴地劝道：“就是吃不下，也多少吃一点。范妮，你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回来上海呢。”

“维尼叔叔，你的吃相也好看。”范妮说。

维尼叔叔对着范妮笑，范妮知道维尼叔叔最喜欢别人说他好看，他天生就是个喜欢好看东西的人。就是维尼叔叔在里弄生产组里绕铜丝线圈，只挣几十块钱工资的时候，他的画图朋友到家里来玩，也一定要去大一点的烟纸店，买细长的阿尔巴尼亚香烟来招待朋友，因为它有与中国香烟不同的样子。在范妮小时候，上海的男人都剪一模一样的平顶头，或者留得略长，修成三七分。而维尼叔叔总是把自己的头发修成象甲虫一样，圆圆的盖在头上，他的几个画画的朋友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猜想这就是甲克虫乐队的样子。他们以为，列农他们的甲克虫乐队风靡了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一只甲虫的样子，盖在头上。那时贝贝也剪了一个和维尼叔叔一样的头，从沙发后面看上去，他们像是一对双胞胎一样。要到后来，上海电台重新开出立体声之友节目，介绍外国音乐，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的头发和甲虫并没有联系，而他们的歌，用只听过莫扎特和比利翁的耳朵来听，要花许多时间才能习惯，然后才能喜欢上象《Hey，?Jude》，《Imagine》那样比较温情的歌，找到里面单纯的感伤。但对那些歌曲里面的理想主义，却始终是陌生。

维尼叔叔还是喜欢更柔和浪漫的中产阶级曲子，像那时和贝贝一起听的，那把小提琴像海涅的爱情诗一样多愁善感。有时候，范妮看到维尼叔叔开着录音机画画，他总是画一些想象里的街道，房子和放了花瓶和水果的桌子，他拿着一支油画笔，跟着音乐独自在画架前面跳舞，那是他自己编出来的舞蹈，象土耳其的僧侣那样歪着头，他把两条长长的胳膊合拢来，拥抱着一团多愁善感的音乐，在他房间中间的一小块空地上转来转去。那时候，范妮总是觉得，维尼叔叔一定想起了贝贝。

范妮其实什么也吃不下。她觉得自己象一只气球一样，在半空中飘飘摇摇。爷爷的地图就放在面前，现在，自己的将来成了一张凭记忆画出来的地图。她自从上海有人出国的那一天开始，也有许多次想象自己大功告成的那一天，开舞会，告别，拿到飞机票，到红房子吃饭，家里的人终于可以自豪地宣布，王家也有人到美国去了。这些范妮都想到过，想象不出来的是，自己会高兴成什么样子。现在，范妮感受到，自己的心里，并没有象想象不出来的那样高兴。这让她感到惶惑。跑堂的胖女人过来送简妮的猪排，范妮感到了她的目光从自己的脸上扫过，那胖女人有一双聪明的眼睛，懂得察言观色。范妮动牙齿嚼了嚼，将自己嘴里含着的食物咽下去，叉住另一个切开一半的贝壳里的蛤蜊，将它拉出来，再去裹一些蒜茸，放到嘴里。她不要胖女人看出来，她为将要到美国去，连饭也吃不好了。“我也没有这么不中用的吧。”范妮在心里对胖跑堂说。

一家人喝光了为范妮去美国而开的红酒。

吃完饭出来，天又开始飘毛毛雨，路灯下的街道此刻湿漉漉的，下班的高峰过去以后，没有什么夜生活的上海街头，几乎没有行人。叔公叫了三辆出租车送大家回家。爷爷拉了范妮一下，让她和自己一起乘最后一辆出租车走。看着前面的两辆出租车朝长乐路拐进去了，爷爷和范妮才把停在路边等他们的出租车打发了。范妮将手插到爷爷的臂弯里，那里总是干燥而温暖的。爷爷常喜欢晚上散步，要范妮陪着去。范妮和爷爷一起去散步的时候，就这样把手插在爷爷的臂弯里，爷爷就把自己的胳膊夹一夹，象是握住范妮的手。

夜晚的毛毛雨，不是一滴滴下的，而是象雾那样漫天飘拂。慢慢的，头上和身上就湿了，用手一抹，满手都是湿湿的水气，头发慢慢也会耷拉下来，贴在头上。爷爷和范妮向长乐路走去。

长乐路上大都是住宅，沿街面的，是多年失修的旧洋房。朝南的有一个花园。一眼望过去，一些灯光是从紧紧关着的木头百叶窗里透出来的，远看，那些房子简直就象是空关着的一样。有的窗子开着百叶窗，里面爬出来的灯光，照亮短短的窗台，还有晾在窗沿下的衣服。蒲园是条大弄堂，里面的洋房也带着花园，能看到花园的围墙里伸出夹竹桃和冬青树湿淋淋的枝条。这都是范妮从小熟悉的街景。这雨中的安静，让范妮心里轻松了一点，象穿了一整天高跟鞋的脚，终于插到了已经穿歪了跟，所以跟脚极了的拖鞋里。她真的想静一静，可今天，一向缄默的爷爷却想说话。

“你现在到美国，20小时的飞机就行了吧？”爷爷问，“比我们那时候要快得多了。我到纽约，正好在战时，坐船。从上海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换火车，从加尔各答到孟买，就象我们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那里上的是美国海军的运货船，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上美国海军的船，从印度到南非，才到纽约。路上要走50多天。惊涛骇浪。船上没几张唱片，天天放《You?are?my?sunshine》，离纽约近了，能听到美国电台的广播了，第一听到的，就是美军进攻欧洲大陆，罗斯福总统在电台里带领美国人民为军队祈祷。那个国家，人人爱国，团结一心，处处都有自尊和尊严，清清爽爽。而我们上海，有钱人天天怕日本人和特务来敲他家竹杠，最后吓得精神失常，自己跳楼自杀。”

范妮心里虽然为爷爷竟然有这么好的记忆而吃惊，但她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爷爷又说：“叔公说，我的爹爹，因为家里是世代的天主教徒，为天主堂做点事，所以几代人的小时候，都会说些英文，所以也有机会到上海的洋行工作，后来成了上海数得着的代理商，钱多到国民党要敲竹杠，日本人要敲竹杠，黑道要绑架，只好把自己的房子盖到巡捕房的贴隔壁。要是没有机会，我们家还不是宁波乡下的一个乡下人。一个人的一生，机会是最重要的。没有机会，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