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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哈尼终于如愿地被撞到了（第1页）

　哈尼工作的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恨死了大陆，所以也恨从大陆来的人。常常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人，你们共产党，对哈尼说个不停。好象哈尼就是大陆，就是共产党。哈尼终于有一天被说毛了。他突然说，看到香港报纸上说，大陆马上就要进攻台湾了，解放军和导弹都已经在福建海边显形，照片都登在报纸上。这才一举将老板那张嘴堵住。但是，那天的小费因为老板心情大坏，而少分了几十元。哈尼憋了一肚子的气。通常，哈尼总是默默干活，象块海绵。洗碗的人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只说是从新疆来的，家里是农场职工，准备挣下些钱来，回去好给儿子讨媳妇用。披萨饼店的意大利人奇怪他的英文怎么有这么标准的发音，他诚恳地解释说，是小时候，跟住在镇上的美国传教士学的，他家穷，只能去教堂的救济学校上学。哈尼渐渐将自己的心龟缩起来，尽量放在不容易遇到的地方，就象他刚到新疆去的时候一样。他在纽约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把简妮从上海办出来的机会。

但范妮却不是一只箱子，只等哈尼回家的时候才用，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刚开始的时候，范妮的情况比鲁说得要好多了。药将她紧紧按在椅子上，象抱枕一样安静和消极。要是你不招呼她，她就整天在张椅子上坐着，不再自言自语。开始哈尼还按时带范妮去看医生，去配药吃。后来，医生说范妮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暂时的控制，应该可以旅行回家。这下，吓得哈尼再也不去医生那里了。为了防止万一，他甚至在护士那里说了谎，改了一个假的联系电话给诊所。

无法去诊所调整药物，哈尼只能接着给范妮吃从前的药，为了保持她的镇定和缓慢，保证她不会在他外出的时候发生意外。他知道那些药对范妮来说已经太重了，医生不让范妮再吃了，但他每次还是将那些蓝色的小药丸放到范妮手里，看着她吃下去。他心里说，等简妮到美国了，他会牺牲自己留在美国的机会，带范妮回上海去好好治病。不一会，范妮的舌头就大了，嘴也有点歪。药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的时候，范妮就盯住他，不停地问：“我的嘴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一直问到她被药物的力量完全控制住。哈尼不知道，她的嘴是不是因为吃了医生不让继续吃的药才歪的，也不知道这样下去，对范妮身体和头脑的伤害会有多大，范妮现在变得又脏又软，面色浮白，要是你不给她吃喝，她就不吃不喝，她的样子，常让哈尼想起用旧了的拖把。

哈尼心惊肉跳，他没想到自己能对范妮做出这样的事来，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狠心。他几次想开诚布公，求范妮的原谅，但最后都忍住了没说，他怕一旦范妮不肯吃药，反而将事情弄僵。他说服自己要学习爷爷的冷静，范妮已经病了，总是病了，要是不找到将简妮从中国大陆救出来的方法，就伤了两个孩子，范妮更是百无一用。有时哈尼扪心自问，要是将范妮换成简妮，他是不是还有那样的硬心肠，能将简妮的病象范妮一样地拖着，让她为姐妹牺牲。哈尼想，大概自己不如现在这样容易硬起来。这时，他才理解了自己连队里那对上海夫妇。他们七岁的女孩在回新疆的路上被朋友诱奸，回到新疆的家里以后，他们夫妇就开始虐待这个女孩，让她睡在弟弟床边的地上，为了让她明白这是新疆，不是上海，不给她吃饭，为了治治上海小姑娘的娇气，打她，为了让她“皮实”一点，最后，他们将亲生的孩子打死了。当时，连里的上海人都猜想，他们讨厌那女孩子，是因为她失了身。现在，哈尼又想到那件事，他在里面发现了那对父母心里对失身了的女孩子身上残留着的娇气的恨，那种恨，很复杂，让哈尼想起爹爹对自己的感情，也想到自己对范妮的感情。与范妮相处，哈尼觉得自己受到了太大的煎熬，他受不了，所以不想在家里，周末的时候，他又在曼哈顿岛上的那家匹萨店增加了工作时间，象苦力一样忙碌，对哈尼来说，成了最好的借口，自己也竭尽全力了，为了就是在自己手里实现爹爹的理想，也是王家的理想，将孩子送到美国。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范妮已经把药都吃光了。因为没有医生的处方，到处都买不到药。刚一停药，范妮又开始自言自语了，那是病情出现反复最明显的征兆。这一次，哈尼亲眼看到范妮对着鲁的椅子，一直说到嘴唇流血，仍旧停不下来的可怕情形。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带范妮回上海去了。范妮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已经过期，他没钱让范妮在美国治病。但是，他更清楚，一旦他和范妮离开美国，王家的人就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国。他们俩，是唯一通向美国的桥梁。哈尼在一家家药店碰壁，到处都不卖给他处方药的时候，在上海时的那种莫名恐惧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从得到美国签证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隐隐觉得自己踏上了绝路，现在，他知道，自己走到了绝路的尽头。

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得以进入美国的原因，因为他必须得将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范妮接回上海。于是，他想到，如果他自己也需要有人帮助，才能回上海。简妮作为家里唯一有能力照顾他们两个人回上海的成员，美国领事馆无法拒绝发给她签证。在他得到了美国签证以后，才知道美国给的签证最少也有三个月，不是象德国签证那样写好日子，多一天也不给的。即使简妮只申请一个星期的签证，他们也会给她至少三个月。

哈尼觉得自己真是绝路逢生。

第二天一早，他连学校都没有去，直奔唐人街运河街上的保险公司，那里的保险代理可以用中文解释保险条例。哈尼将人身保险的情况仔仔细细问了一遍。他从来不懂保险的事，开始一点也听不懂，更不懂怎么选择。保险代理于是问哈尼，投保的目的，一种是给自己留更多享受的保障，另一种，是更多照顾法定受益人。哈尼马上说：“当然是更多照顾受益人，我的孩子。要是我出了意外，我的孩子能够在这里活下去，她不至于没有钱接着读书。”说完以后，哈尼马上后悔了，怕保险公司看出来自己的目的，但那个代理人好象司空见惯，他什么也没说。

哈尼很小心。他找了个借口，没有买那家的保险。而是转到布鲁克林桥下的另一个保险代理行，去买了十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学生健康险。他只说，自己所在的学校要求学生都买保险，自己就来买了。他十分聪明地买了学生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而没有象一般准备敲诈保险公司的无赖那样去买高额人寿险。不是他不想要那一大笔保险费，而是他怕被识破以后，会影响简妮出国的签证。他在保险赔偿受益人那一栏里面，写了简妮的英文名字，好象简妮已经在美国了一样。

然后，他把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仔仔细细走了好几遍，专门研究有哪些汽车，可能属于那些全纽约最豪华的老公寓的主人的，他们什么时候会开车进出。那都是些沉稳气派的好车，宽大富贵的美国车，很少有轻便的日本车。它们飞速驶来，无声地停在金碧辉煌的公寓玻璃大门前，戴雪白手套的黑人门卫，大多是头发花白，举止庄重的男人，而不是青年，从门厅里快步出来，打开金色把手的大门，象企鹅那样高高地挺着胸。那些训练有素的门仆，不象中国人那样点头哈腰，但一点也没有失去他们的恭敬和本分。专职的司机穿着笔挺的灰色双排扣制服，领口露出一小条雪白硬挺的衬衫领子，有着仪仗队式的威风和讲究，漂亮得象南北战争时代的将军。他们的专注而果断的脸，让哈尼看不够。哈尼对纽约的富人并没有多少想象，也并不那么喜欢他们的样子，有的人看上去普通得要让人妒忌他的运气。但是，他却真的喜欢上了那些司机和门仆。他最认同的，是他们的态度，甚至是钦佩。他小时候见到过他爷爷家的中国仆人，他从一个小孩子的判断力，觉得他们在点头哈腰的背后，藏着许多冷酷和怨恨。后来，他经历的事情果然为他证实了这一点。他也渐渐习惯了对人点头哈腰，但那时，他知道自己在心里也充满了敌视。而第五大道上的仆人们却让他心悦诚服。

哈尼站在马路边上，欣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然后，他决定，自己应该被那些穿制服的司机中的一个撞到。他觉得那些司机一定都是技术高强的人，不至于将他一举撞死，他们一定会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他站在街边，手里拿了张地图，装作旅游者的样子东张西望。他瞪大眼睛，看着过往的汽车，计算着怎么能让人不会怀疑自己是恶意骗保的无赖。他知道这是狗急跳墙的无赖才做得出的事，他认为，就算自己是那命不值钱的无赖，而他家的简妮不是。

一向自以为脆弱的哈尼，此刻并不感伤，也没有自怜，反而感到很兴奋。他觉得胜利也许就在眼前，他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终于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意义，终于有了机会向爹爹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自己能做得出怎样的大事。这件事，哈尼认为是给爹爹“一记响亮的耳光”，让爹爹应该无地自容。终于有一天，咸鱼翻身了。

那几个晚上，他躺在床上，两眼大睁着，直到天亮。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肋骨后面勃勃地跳动，设想一个一个地从脑海里跳出来。这是哈尼一生中最振奋的几个夜晚，他第一次如此肯定自己要做的事，肯定它的重要性，肯定它带给自己的成就感。他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成就感，原来，它就是让自己钦佩自己，让自己赞许自己，就是带着点甜蜜的自恋的感情。格林威治村的深夜是安静的，凌晨时分常有夜风扫过街道，它在经过墙上的常春藤时，发出潮湿树叶的悉索声。街口的喷泉，在深夜里发出索索的水声，哈尼在咚咚的心跳声里，想到了在新疆时的凌晨，要是醒来，听到的就是猪在猪圈里的呼噜声，马在吃完夜草以后的喷鼻声，还有，就是长风从戈壁吹来，夹着风沙直扑窗门的扑打声。哈尼想起了在那些声音里自己的绝望，其实，在身上还穿着兵团发的新军装，带着大红花，当在兰州换上了去新疆的火车，眼看着越走越荒凉了，人少了，房子少了，最后连树少了，就象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一样，那时，他心里就绝望了。他的心，一直就是绝望的，但还有什么东西，还一直在绝望里挣扎，象已经被开肠破肚，挖腮去鳍的黑鱼，仍旧不停地，有力的，无意义地蹦跳着，象一条偶尔离开水的鱼。哈尼带着那样的心情生活了几十年，终于在这几个失眠的静夜里，听到自己绝望中的那条黑鱼再一次跃起，带着一种妖魔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