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对中国城里的那栋房子发起的炸弹袭击结果让我非常失望。首先,帮派的首领逃脱了。当贾普的人听到波洛的哨声冲进去时,只找到了四个失去意识的中国人,而唯独那个用死亡对我进行威胁的人不在其中。后来我记起,当我被迫走到门口台阶上引诱波洛进屋时,那个人一直待在后方。由此可以猜到,他远在炸弹的影响范围之外,并利用我们后来在里面发现的许多出口中的一个成功逃离了。
抓到的那四个人没能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警方进行的全面调查也无法将他们与四魔头联系起来。他们都是住在那一街区的普通贫民,听到李长岩这个名字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一位中国来的老爷把他们聘到那座河边的房子里干活,而他们对那位老爷的私事一无所知。
第二天,除了一丝轻微的头痛,我已经算是完全从波洛制造的瓦斯爆炸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了。我们一道去了中国城,又把那座房子搜查了一遍。整栋房产有两座摇摇欲坠的房子,由一条地下通道相连。两座房子的一楼和二楼都是空荡荡的,破碎的窗户上挂着腐朽的百叶窗。贾普已经搜查过地窖,并找到了一个入口,通往我曾经在里面度过了备受煎熬的半个小时的地下室。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了我头天晚上的印象,墙上的丝绸帘子、沙发,以及地上铺的地毯都出自技巧最高超的工匠之手。尽管我对中国艺术了解不多,但还是能看出房间里的每样艺术品都价值连城。
在贾普及其手下的帮助下,我们对那里进行了一番地毯式的搜查。我本来希望能够找到某些重要文件,比如四魔头的一些重要下属的名单,或关于他们某些计划的暗号表,但我们却一无所获。我们在房子里只找到了一张纸,就是那个中国人在对我口述给波洛写的信件内容时参考的纸条。那上面写着我们最为详细的履历,对我们的性格评估,以及最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弱点。
波洛对这一发现表现出了近乎孩子气的欣喜。但对我个人而言,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用处,尤其是写纸条的人在某些看法上犯了非常荒谬的错误。回到家后,我向我的朋友指出了这一点。
“我亲爱的波洛,”我说,“现在你知道敌人眼中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了。他似乎过分夸大了你的头脑,同时过分轻视我的。只是我不太明白,知道这些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波洛的窃笑让我有点恼怒。
“你没看出来吗,黑斯廷斯?现在我们已经通过这些纸条知道了自己的弱点,自然就可以提前准备好应对他们的攻击的方法。举个例子吧,我的朋友,现在我们都意识到你必须三思而后行。此外,如果你下次再发现一个红发的年轻女性遇到麻烦,你应该对她——你是怎么说的来着?持怀疑态度。”
那些纸条上提到了可能令我产生冲动的因素,甚至荒唐地提出我比较难以抵抗某种颜色头发的年轻女性的魅力。我认为波洛的话简直太糟糕了,但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想到了如何回击。
“那你又如何呢?”我问道,“你是不是也准备治治你那‘过度的自负’?还有你‘近乎病态的整洁’?”
我引用了纸条上的话。听到我的反驳,他明显很不高兴。
“哦,毫无疑问,黑斯廷斯,他们在某些方面被蒙蔽了双眼。很好!他们很快就会得到教训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信息,它能够使我们更强大。”
这是他这段时间最喜欢说的话,喜欢到我一听就会觉得厌烦的程度。
“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黑斯廷斯。”他继续道,“是的,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这是好事。可我们手头的信息还不够多,我们还需要更多信息。”
“怎么去找?”
波洛重新坐了下来,仔细摆好被我随意扔在桌上的火柴,摆出了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图案。我知道,他要开始滔滔不绝了。
“你瞧,黑斯廷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四个敌人,也就是四种不同的个性。我们从未跟一号有过直接对峙,很明显,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但这仅停留于对他的思维的认识。顺带一提,黑斯廷斯,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开始把握到他的思维了,那是最为微妙而具有东方特色的思维。我们目前为止遭遇的每一个诡计和阴谋都来自于李长岩的大脑。二号和三号拥有的力量如此强大、如此高高在上,以至于我们的攻势目前对他们来说是不痛不痒的。尽管如此,保护着他们的盾牌也能保护我们。他们完全处在聚光灯下,每一步行动都必须有所计划。然后,我们就要谈到那个组织里的最后一名成员——那个被称为四号的人。”
波洛的语气一变,正如他平时提到某个特定的人那般。
“二号和三号之所以能成功,之所以能毫发无伤地逃脱,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恶名,以及他们的地位。可是四号能成功的原因却完全相反——他的成功源于他的身份不明。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见过他多少次了?五次,对不对?尽管如此,我们真的能毫不犹豫地断言,下次见到他时绝对能认出他来吗?”
我回忆起那五个不同的人,他们竟都是由同一个人扮演的,这让我不得不摇了摇头。高大结实的精神病疗养院看守;巴黎那个把大衣扣子全部扣起的男人;詹姆斯,那个男仆;黄茉莉一案中低调的年轻医生,以及那个来自俄罗斯的教授。他们看起来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不,”我绝望地说,“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辨认的信息。”
波洛微笑起来。
“我恳请你不要表现得如此绝望。其实我们还是知道一些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