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一部 14（第1页）

那天深夜，我在隆河饭店里写好辞呈。第二天一早交给外交信使后，就立刻飞回伦敦。

接下来三个星期，我把手上未完成的案子收拾一下，将所有档案交给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情报界第一波的诸多重大改变中，其中一个就是废止成立四十余年的“空降师”，所有业务移交给联邦调查局。

讽刺的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刚好人在柏林，对我来说，这个城市是我事业的真正起点。我最后一次锁上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送我到滕普尔霍夫机场，准备搭飞机回美国。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告别，间谍本色还是贯彻了到最后一刻，跟他们说我预订要搭稍后的一班飞机。

但我没去搭飞机，而是走出机场大门，带着完全不同的新身份，叫了出租车到一家汽车代理商，开走一辆预订好的保时捷卡宴汽车。这辆车有五百马力，所以也算是准备好要上德国高速公路了。

我把行李丢在后座，傍晚时经过法兰克福，次日凌晨穿过边界。这一年秋天来得晚，即使只有月光，我想我也从来没看过法国乡村这么美。我飞驰过一个个有着浪漫地名的村子，找到了我要找的那条付费高速公路。

如果你从南边进入巴黎，就会经过一个很特别的地点—位于高耸的摩天大楼之间，有大量的移民聚居在这里—此处几乎完全看不到巴黎的景观。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远处耸立在地平线上的埃菲尔铁塔。

此时是清晨，冷冽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种闪亮的清新之感。即使这幅景象之前看过好多次，再看一遍仍令我为之屏息。一整夜在我胸中滋长的解脱之感终于决堤而出，我把车停在路边：要到巴黎，就该趁着年轻而自由之时—啊，世上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可不多。

我在巴黎第8区、当地人称之为“金三角”的地带租了一套公寓，离美丽的弗朗索瓦一世街不远。日复一日，我每天工作到深夜，努力写一本很少人会阅读的书—除了一个纽约的年轻女子，我真希望她从没读过。

六个月之后，这本书写完了，共计数十万字，所有批注和校对也都已完成。我感觉已把自己之前的人生洗涤完毕—我已经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章，让它像一艘葬礼驳船般沿河往下游漂，驶向过往。我以这本书为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公共服务，或是说我天真；但我认为，如果我的专业知识可以有助于击垮一个像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这样的人，那么这本书就像一根蜡烛，燃烧也值得了。

经过国家情报总监辖下一组分析师仔细审查后，这本书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一些悲惨的回忆录，包括逃出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或是阿拉伯国家的女性被家族男性以维护名誉的理由而杀害。换句话说，这家出版社其实是中央情报局底下的一个秘密分支。

这样的出版社，显然很习惯要隐瞒作者的真正身份，但即使如此，我的状况还是有点复杂：我辞职时，就已经对国家安全情报网够了解，也很确定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或我以前的职业。所以情报圈就算知道我的身份和过往经历，也毫无意义。

最后这本书终于出版时，不但挂名作者是裘得·盖瑞特，还帮他创造出一整套身份。任何询问出版社的人，都会得到以下的作者简历：

裘得·盖瑞特，密歇根大学毕业，在执法部门服务超过十四年。首先服务于迈阿密警察局，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他在奉派到芝加哥出差期间身亡。本书手稿是在他过世不久后，在他的书房所发现，不但是他多年来详尽研究的成果，也是全世界最顶尖调查员之一的最后证言。

这是实话，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联邦调查局曾有一个叫裘得·盖瑞特的探员，也的确死掉了—在下班回家途中出车祸。他未婚，很孤僻，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其他兴趣，出版社只是挪用他的身份，给了他一个生前绝对不会有的写作成就。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份简历，也喜欢他死掉的事实。我的意思是，谁会去找一个死人啊？

但，有人就是会。

随着这本书出版，那艘葬礼驳船也终于漂走，我成年后开始活在没有秘密的世界。我看着每一个发出笑声的女人，摇晃着臀部，神气地走在巴黎宽广的大街上。到了春去夏来之时，我开始相信任何事都有可能。

然而，当间谍这一行的麻烦是，你可以辞职，但永远无法离开。我想我当时不愿意承认这点，但像我这样的人生，后头有太多船难的残骸漂浮着—你伤害过的人不会忘记的。而在你心底不断回响的，就是你年轻刚在这一行起步时，曾被人一再告诫的一课：在这一行，你不能从错误中学习。你没有那个机会。只要犯一个错，你就会死掉。

唯一会救你的，就是你的直觉和专业技艺，务必深深烙印在灵魂里。我想我一定是认真听到了这些话，因为，才退休九个月，我就发现有辆出租车载着一名乘客，绕着这个街区打转。在巴黎，不会有人这样搞的，因为交通太混乱了，这样说不定要绕上好几个小时。

此时是忙碌的星期五晚上，刚过8点，我在玛德莲大道的一间街边咖啡店，等着一名年老的医生。他是美食家，常常请约会的俄罗斯女人吃昂贵的大餐，而过夜还更花钱，所以他常常闹穷。在我来看，执业医生缺钱是一大优点。这表示当他诊断病人、写处方笺时，已经准备好愿意听病人的建议。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那辆出租车第一次经过时，我没有注意到—反正不是有意识的—但我专业技艺的某个部分，一定是记住了随时变化的塞车阵。那辆车第二次经过时，我就知道看过了。

我心脏猛跳，但是表面上不动声色—以前的训练发挥了作用。我只是尽量若无其事地暗自紧盯着那辆车，咒骂着塞车和车头灯害我无法看清后座的乘客。但我想乘客是谁也不重要，我只是觉得，如果知道要来杀你的人是谁，应该也不错。

车潮把那辆出租车带走，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第一次经过是确定你的位置，第二次经过是要安排角度，第三次他们就会开火了。我在桌上丢了十欧元，赶紧起身离开。

我听到后头有个声音在大喊—是那个医生，但我没时间跟他说今天我们没办法协助对方满足各自的恶习了。我左转进入巴黎最棒的食品专卖店艾迪亚，迅速穿过一堆堆完美的水果，进入拥挤的葡萄酒区。

在那短短的瞬间，所有一切清楚浮现—就是这类状况通常会有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我的直觉大喊着是那些希腊人。那个老头不只有财务实力，也有深刻的动机来寻仇—随着每个过去的圣诞节和生日所带来的刺激，这种动机只会更强烈。而且他很容易就能找到人手：欧洲任何警力单位所做的犯罪情报都会告诉你，有半数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涉入了雇佣杀手这一行。

艾迪亚的葡萄酒商品区有一扇后门，通向一条小街，我毫不迟疑地穿过那道门，左转。这是一条单行道，我急步朝着车行的逆向走。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朝逆向走，这样你至少可以看到杀手逼近。

我察看前方的道路，心知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筹备完善的复仇计划。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无论走到哪里，一部分的我总是在思考最佳脱身路线，我脑袋深处总是有个看不见的脱逃程序在运行。当时我最大的后悔，就是没把枪带在身上。

之前我猜想，出去喝一杯咖啡，跟医生简短会面一下，然后搭出租车回家，顶多只要半小时。于是我的枪就留在公寓里的保险柜里。我大概是变得松懈了。此刻就算我看到他们迎面而来，也其实做不了什么。

我首先就是要回家，把那个该死的保险柜打开，拿出我的枪。我右转，迅速走过一个街区，左转，来到我要找的圣奥诺雷郊区街—沿着这条路不远处，就是爱丽舍宫。开着那辆出租车的希腊人或阿尔巴尼亚人，都应该会晓得这是全巴黎最安全的一条街道—屋顶上有狙击手，整条路二十四小时都有反恐监控。此时我才终于觉得比较安心，赶忙招了一辆出租车。

我请司机紧靠着我那栋公寓的后门停下，迅速打开车门，蹲低身子，打开钢板门的锁进去，没让任何人看到我。那个司机觉得我疯了—但反正在他的宗教观念里丢石头砸死通奸罪的女人被认为是对的，所以我想我们算是扯平了吧。

我把门甩上，跑过地下车库。这栋石灰岩建筑物是库西耶伯爵于1840年代盖的，曾经是一栋宏伟的大宅，后来沦为废墟，到去年才翻修成为公寓，我租下了一楼的其中一户。虽然这户很小，但通常像我这样的人是绝对租不起的，不过我的经济状况改变了—比尔·莫道克三年前死了，当时我正短暂出差到意大利。

没有受邀去参加葬礼，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只收到一封格蕾丝寄来的短笺，通知我比尔猝逝，说已经下葬了。这就是我的养母—嫉妒我到最后一刻。几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律师寄来的信，说比尔的那些公司—由一个境外信托管理—都留给了格蕾丝。这也是意料之中，毕竟他们是结缡四十年的夫妻。那封信里说，虽然遗嘱中没有让我继承任何东西，但格蕾丝决定要拨出足够的钱给我，每年会支付八万美元。虽然没有明讲，但意思很明显：她相信这样就结清对我的责任了。

几乎整整两年后，格蕾丝也死了。她两年前的无情表现，让我不觉得有任何义务，于是也没回格林威治镇的那个古老圣公会教堂，去参加那场盛大的社交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