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地区的各个王朝大多是游牧人所建立的,他们共有的特征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和十分重视商业贸易,而作为以牧业文明为核心的象雄王国同样如此,其与外界保持商业贸易,沟通有无,促进自身发展是必由之路,也是发展和繁荣之关键所在。象雄地区自身也生产黄金和珍贵的畜产品,不仅担负贸易中介者和沟通者的角色,其特色产品也直接参与到与周边地区四通八达的贸易中去,繁荣商业贸易并获得丰厚利益。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发展,象雄以苯教文明丰富了青藏高原地区文化的内涵,经贸文化与宗教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看似贫瘠的青藏高原西北部地区造就了一度辉煌的象雄文明。
文化交流局势的变化,丝绸之路的改道影响到位于今阿里地区的象雄王国及其文明走向衰落。一方面这些影响较大的文明古国走向衰落或者进入一个转型期,对包括象雄王国在内的地区的辐射力减弱了。公元553—558年突厥与波斯夹攻并灭亡中亚大国嚈哒;萨珊波斯帝国也在公元7世纪初走向衰落,并在651年被阿拉伯帝国灭亡。这些虽然与象雄王朝没有直接的关系,却恶化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到其对外贸易的开展。另一方面是随着隋唐王朝的统一,贯穿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主干道的畅通,影响到穿越青藏高原西北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的发展。此前吐谷浑占据今甘肃西部南部地区及青海地区、新疆天山南部地区,控制丝绸之路,并使丝绸之路“青海道”繁荣起来,象雄王国所在的阿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益处。隋炀帝和唐太宗先后用兵吐谷浑,在解除吐谷浑对西部地区的威胁和控制的同时,也使丝绸之路主干道得以畅通,对今阿里地区的支系交通而言利弊兼有,在其周边形势恶化的条件下则弊大于利,有被边缘化的可能。那么依靠丝绸之路贸易得以发展繁荣的象雄文明,也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有力的支撑,失去往日的辉煌。此外,当雅隆悉补野部崛起并建立吐蕃王朝,打通与内地的直接贸易交通,并逐渐强大起来之后,青藏高原地区的交通和贸易格局相应地发生变化,重心向西藏地区腹心地区(即卫藏)转移,位于今天阿里地区的象雄王国的地位与作用相对下降了。加之随后在中亚西亚地区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伊斯兰教的随之传播,也使象雄地区外部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对外交往的空间进一步收缩,这些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该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象雄王国直接面临的厄运则是吐蕃王朝向周边地区的强势扩张,松赞干布采取里应外合的军事打击策略,最终结束了象雄王国辉煌的历史,象雄成为吐蕃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有论述称“它是不是象雄故都琼隆银城呢?相信只要身处此地,便不会有人再问这个多余的问题了。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直觉,一种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崇拜、敬仰、神秘的强烈感觉,比所有的考古数据更有说服力。”尽管是充满情感的文学语言描述,但是我在2014年12月实地考察了琼隆银城和卡尔东遗址之后,也有同样的感觉。曲龙村当地一位老者很激动地说,这里才是真正的琼隆银城,是大鹏鸟的城堡,特别是站在曲龙沟的另一面看城堡,就是一个大鹏鸟展翅飞翔的形象。次仁加布研究员也认为,琼隆银城位于今札达县曲龙地方,
[2]A·麦克唐纳着,耿昇译,王尧校:《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3]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Z],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6—227页,第230—231页。
[4]中国地名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合编:《西藏自治区地名志》(下卷),第756—757页。
[5]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7—58页,第167—168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6—227页,第230—231页。
[6]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67页,第173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第127页。
[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2页,第145页。
[8]A·麦克唐纳着,耿昇译,王尧校:《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N],《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第4版。
[10]金书波:《从象雄走来》,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页。
[11]同上,第78页。我们2014年12月对卡尔东的实地考察,也有同样的感受。
[12]王钦若、杨亿编纂:《册府元龟》[Z],卷961外臣部土风三。
[13]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Z],卷135,高仙芝。
[14]王钦若、杨亿编纂:《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
[15]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着:《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着,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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