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致读者朋友（第1页）

作者的序文，在这里作者对他返回德国之前的经历作了交代。

我想，每一个有机会做了那些不同寻常的、不大好懂的事件的见证者的人，都有义务把那些事件给记载下来，真诚地、不加任何成见地给描写出来。最近这十二个月，我就亲身经历了一些颇为奇诡的事件。我得把这番经历原原本本地记述下来，不加丝毫的夸张与粉饰。我要对魔鬼那秘不可测的权力及其势力范围作一番研究。不过，驱使我从事这件挺复杂的工作的动因又不仅仅是这一愿望。吸引着我的还有这样一种机遇——在这一叙述文字的字里行间敞开自己的心扉，犹如面对那我并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去作无声的忏悔，因为我再也找不到一个人而可向他作悲伤的坦白，然而一个阅历太广感受太多的人总是难以沉默。厚意的读者诸君，你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朴实无华的叙述，我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去理智地评价我所观察到的一切，正是为了让你能看出来，我是在作这样的努力，我想先用三言两语告诉你我的全部命运险遇。

首先我要说的是，当我接触到自然界那些深不可测的东西、那些神秘兮兮的现象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是一个没有多少经验、尚且喜好夸张的青年，那时我已跨过那个把我们的一生切成两段的分界线。我于公元1504年岁末出生于特里尔（1）大公国，我的生日是2月5日（2），圣阿迦塔之日，那是星期三，我的出生地是戈赫瓦尔德山谷里一个不太大的村庄，那地方位于洛兹海姆。我的爷爷是当地的一位理发匠，兼用放血等土办法给乡民治病的土郎中与外科医生。我的父亲呢，他从我们的侯爵大人那儿得到了特别优待，也操起医生的职业。当地居民总是高度赞扬我父亲的医术，或许，一直到如今，若是生了病他们还是要跑到父亲那儿请他悉心查诊。我们这个家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男孩，包括我在内，与两个女孩。男孩中最大的一个是我的哥哥阿勒尼姆，他在把父亲的手艺顺利地学到手之后，行医为生，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学校里他均被接受为特里尔医生行会的会员；两个姐姐呢，她们也都心满意足地出嫁而安家了——大姐玛尼亚嫁到梅尔齐希，二姐路易莎则嫁到巴塞尔（3）。我，这个在接受神圣的洗礼时被命名为鲁卜列希特的男孩，是我们这个家庭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哥哥与姐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而开始独立持家时，我还是一个婴孩呢。

我这个人所受的教育怎么也不能说是最优良的，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智力与悟性在哪一点上会比那以双料博士或三料博士而自豪的某些人要差一些，尽管如今在生活中已经拥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五花八门的认识世界的途径，我的这种自信并没有失去。我的父亲当年曾幻想我成为他的接班人，他要把他那丰厚的遗产、他自己所爱的事业与他本人的荣誉全部传赠给我。就在刚刚教会我识字、打算盘、粗通拉丁文之后，父亲就让我去接触那些药剂配方的奥秘，去熟记吉波克拉特的那些警句箴言，去阅读约翰尼基·西里斯基（4）的医学著作。可是，我这个人自幼就仇恨那种整天坐冷板凳终日去研读的苦行当，那行当要求你一心不二用，要求你有非凡的耐性。只是奈于家父的一再坚持——他以老人素有的那股固执劲儿丝毫也不动摇自己的意图，只是奈于母亲那不懈的规劝——母亲是一位善良而胆怯的女人，我才把医学当成自己的学业。父母的执著迫使我在所研习的医学上倒也有所成就。

我十四岁时，父亲为了让我继续受教育，就把我打发到莱茵河畔的科隆城，送到他的老朋友奥特弗利德·格拉尔得的家中。父亲以为，在与同学们的竞争中我的勤奋就会增长起来。可是，在科隆城，那时天主教多明我修会的修士们与约翰·莱伊赫林刚刚展开了一场可耻的斗争，在这座城市里的那所大学当时并没有在我身心中激活对科学特别的钟情。在那个年月里，那儿也开始了某些变革，但在那些讲师们之中几乎完全找不到我们那个时代新思想的追随者，神学系依旧耸立在这座大学的其他的系科之中，犹如那高高地矗立在屋顶之上的塔。教师们要求我背诵亚历山大的《问学箴言》（5）中那些六音步长短短格的诗句，要我去啃彼得·伊思班斯基的《文集》（6）。如果说我在大学岁月里毕竟也学到了什么，那自然不是在那由衣冠楚楚的讲师们照本宣科的“正经的”课堂上，而是要归功于那些衣衫褴褛、到处流浪的教授们所开设的讲座与讲演，那些衣着寒酸的老师时不时地在科隆城的街头上露面。

我不应当（那样一来就会是不公正的）称自己是一位丧失了才能的人，后来，在我拥有过人的记忆力与敏捷的判断力之时，我能不费劲地进入那种对古代与当代一些最深刻的思想家的见识进行思索与评点的状态。我曾有幸了解纽伦堡的数学家伯恩哈德·瓦尔特（7）的一些著作，泰奥弗拉斯特·帕拉塞尔斯（8）博士的那些发现与洞见，更不用说目前还健在的弗洛恩堡的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9）的那些引人入胜的见识了，这一切使我有可能设想，在我们这个幸运的世纪里出现的十分有益的思想活跃，这种已使自由的艺术与哲学复兴起来的思想活跃，将一定会载入未来，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科学。可是，对于每一个尚且只是按照自己的性灵而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伟大的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只是一个在人类发展的低谷中行进的旅伴——的人来说，这些深刻的思想家们的卓越见识在目前又不能不是那么让人格格不入的东西。

我这个人一生中，至少，在少年时代——那时是无意识的，在长大成人时——那时则是经历了一番思索了，一向不曾过高地看中新的一代从旧的书本里汲取的知识，一向不曾过高地推崇尚未受到那种对现实的研究所检验的东西。我时刻准备与那个火热的乔万尼·皮克·米兰多拉，与那部辉煌的《论人的尊严》一书的作者一道，去诅咒那些“人们在其中只是以寻觅出一些新的词语为业的学校”。在科隆，大学课堂上的高头讲章着实让我感到兴趣索然。这反倒促使我以更大的兴致钟情于大学生们在课外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经历了父母身边那种严厉的管教之后，大学生生活中豪放的狂饮，与性情随和的女友们放浪的厮混，通宵达旦的赌博，尤其是赌桌上那种大赢大输，机遇是那么偶然那么神秘地降临而又离去——这一切非常合我的口味，真让我心醉神迷。对于这样的在纵情取乐之中去打发时光的生活方式，我很快就适应了，就像在总体上适应那喧哗的城市生活一样，那生活充满着永不休止的奔波与急匆匆的气氛，这无休止的奔波与急匆匆的气氛构成了我们那个岁月显著的特征。在那些岁月里，这奔波与匆忙，总是促使老人们回忆起善良的弗利德里希大帝（10）时代静谧的时光，总是招来一些老人们那种困惑与愤懑的眼神。那时，我整天整夜地与同学们沉湎于一些恶作剧之中，那些恶作剧并不总是纯洁无瑕的。我们从一个酒馆喝到另一个酒馆，喝得兴致勃勃，开心极了，出来时口中哼着校园歌曲，一路上向一些手工匠人发出挑衅，要找人家打架，喝到后来甚至也不嫌弃那纯伏特加。在十五年之前，人们还不像如今这样流行喝纯伏特加。当年，我们就是那样纵情取乐，即便是夜晚那湿漉漉的黑暗，街道上当路障用的大铁链那叮当当的响声，也不总能迫使我们回去就寝。

差不多有三个冬天我总沉浸于这种生活之中，直到这些让我开心的时刻终于以一件不幸的事故的发生而告终。我从未经受过诱惑的心突然间迸发出对我的女邻居的情欲。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她敢爱敢恨，姿色过人——她的双颊，白净如雪，洒满玫瑰花瓣，她的双唇，好像西西里岛的珊瑚石那样鲜艳，如玉的牙齿，犹如锡兰的珍珠那般晶莹——如果用一位写诗的人的语言来说，就应这样描写。这样的一位女子，她面对一个身材标致、口齿伶俐、说笑俏皮的小伙子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动心的，可她期待着从我这儿得到一些小小的礼品，而贪爱这些小礼品，正是所有的女人堕落的诱因，犹如大诗人奥维德（11）早就指出的那样。父亲给我寄来的那些汇款，是不够我去满足她那些独出心裁、刁钻古怪的欲求的，于是，我就与我的那些坏得无可救药的同龄人中的一位同流合污了，一同卷入一桩说出来非常不好听的案子里，可是那案子后来还是被曝光了，案发后我面临着被送进市监狱蹲大牢的危险，只是多亏奥特弗利德·格拉尔得一个劲儿地上下说情——此公在科隆城德高望重，对各界颇有影响力，只是多亏智力非常卓越的大教堂神甫赫尔曼·冯·诺因阿尔伯爵（12）亲自出面干预，我才得以免受指控，而改为遣送回乡，在家中接受惩罚。

看上去，我的学生生涯该至此而结束了，然而事实上，我的学业却正是由此而开始，我有资格称自己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恰恰要归功于由此开始的学业。这时，我十七岁。在大学里我甚至连一个学士学位都不曾拿到，回乡后我就蛰居在家中，沦落为一个可怜巴巴的、无所事事的寄生虫，沦落为玷污了自己名誉的人，对这种人大家都是疏远的。父亲试图给我找出点事情做做，想来想去还是迫使我帮他编写药方，可我却固执地躲避我所不喜爱的职业，如今宁愿让他们斥责我是一个饭桶。不过，在我们这个僻静的洛兹海姆，我却觅得一个忠实的朋友，他温存地喜爱上我，引导我走上新的人生道路。他就是我们的药剂师的儿子——弗里德利希，是一个年龄比我稍大一些的小伙子，他体弱多病，性情怪异。他的父亲有一个爱好——收集并装订书籍，尤其是新书、从印刷厂印出来的书。这老人把他的收入中生活开支所剩下的部分全部花费在这一爱好上。弗里德利希呢，自幼就潜心于阅读，读书成了让他兴高采烈、使他飘然陶醉的大好事，他从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出声地诵读他喜爱的几页书而更高级的快乐。就因为嗜书如命，我们这个小城里的人不是把弗里德利希看成是一个半疯半癫的小伙子，就是把他视为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在这里是如此的孤独，就像我一样。因而，一点也不奇怪：我与这个弗里德利希结成朋友，犹如一只笼子里的两只小鸟儿。每当我不再手持弩弓沿着郊外的山脉上的峭壁悬崖茫然游荡时，我就走到我这位朋友的那间斗室里。那斗室位于房子的顶层，它上面就是一块块瓦片。每当我一走进这间斗室，我就与我的朋友沉入书海里，在那些古人所留下来的厚厚的书卷中，在那些当代作家所撰写出的薄薄的小册子中，徜徉流连，度过一小时又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