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就是男女问题,这谁不知道呢?一个男人生活作风出了问题,一定是搞了女人,问题越严重,搞的女人越多。我那时候十三岁,性腺半生不熟,我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男人,就要搞女人,但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搞了多少?搞那么多女人有什么用呢?这事不好问别人,张不开口,我自己琢磨,琢磨得下身勃起了,就不敢再琢磨了。我不敢勃起,因为我母亲不准我勃起,勃起是对她最大的冒犯。她不管我是故意还是无意,一律严惩不贷。有一天早晨,我梦见了熟悉的综合大楼的楼梯,很多年轻貌美的女人像孔雀一样开着屏,朝父亲四楼的办公室拾级而上,她们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走,走到三楼,每个人都转过身子,对我回眸一笑。我陶醉在一种陌生而美妙的幻觉里,迷迷糊糊的,我被母亲用塑料拖鞋打醒了,她愤怒地瞪着我支起来的短裤,把我打下了床。她一边打一边骂,无耻的孩子,下流的孩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翘得那么高要干什么?我让你学他的坏样,让你无耻,让你下流!
母亲对男性生殖器感到厌恶和愤怒,我的也一样受牵连。她与父亲的决裂从分床开始,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没有马上分道扬镳。起初我以为母亲要挽救父亲,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挽救,也不是恩赐,是一种债务清理。父亲在母亲的眼里已经贱若粪土,没必要挽救了。她要留下时间做一件事,什么事?惩罚。她放不下自己的这项特权,她要惩罚父亲。母亲最初的设想是惩罚父亲的精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的精神,正如他突然弯曲的脊背,已成一堆废墟,没有多少惩罚的余地了。于是,先惩罚父亲的精神还是先惩罚他的身体,便成为母亲两难的选择。
母亲早晨出门的时候,父亲替她搬过自行车,叮嘱道,路上小心,骑慢一点。母亲说,你那脏手别碰我的自行车,我骑慢骑快不关你的事,让拖拉机撞死了才好,干脆一了百了。父亲知趣地离开自行车,说,那你广播念稿子慢一点,千万别出错,现在墙倒众人推,别给人抓住辫子。母亲冷笑一声,说,多谢你,你还在充善人,现在我还有什么资格念稿子?谁敢给我开麦克风?你知道我在广播室干的什么事?我天天给张小红剪报纸呢!母亲说到她给同事剪报纸的时候情绪失控了,屈辱使她歇斯底里,她的手突然朝地上一指,库文轩,都怪你,你死有余辜,给我跪那儿去,给我跪着!
父亲惊愕地看着母亲,他说,这是你不讲理了,我是好心嘱咐你几句,你怎么能让我下跪呢?
母亲的手不依不饶地指着院门口的地面,跪下,你这种人不配站着,只配跪!你到底跪不跪?今天你不跪,我就不去上班了!
父亲犹豫起来,也许他在心里评估自己的罪恶,是否必须要以下跪来洗清。我在房间里窥视着僵持不下的父母亲,他们大概对峙了两三分钟,父亲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朝我的房间窗户观察了一眼,扯了扯裤腿管,慢慢地跪下了,跪下了。他跪在院门口,对母亲故作轻松地笑着,跪就跪吧,我死有余辜,该跪。
母亲脸上的愤怒不见了,她的表情风云变幻,看不出来是满足还是不满,也许是一种深深的悲伤而已,她的眼睛着了魔似的,死死地盯着父亲的膝盖,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你跪在院门口什么意思?让街坊邻居来参观吗?人家一开门就看见你了,你还有脸笑?你不嫌丢脸我嫌丢脸!
父亲站起来,嘀咕道,你还记得注意群众影响,很好,那我跪哪儿合适呢?他朝四周扫视了一圈,物色了大枣树下面的一块石锁,他缓缓地跪在石锁上,抬头看着母亲,表情有点讨好,有点无奈。母亲扭过脸去,推了自行车就走,走到院门口,我看见她去拔门闩,拔了几次都没有拔下来。母亲突然回过头注视着石锁上的父亲,她已经泪流满面,我听见了她凄厉的尖叫声,你气死我了!让你跪你就跪?库文轩我告诉你,男儿膝下有黄金你懂不懂?你这种男人,看以后谁会瞧得起你?
父亲在石锁上欠起身子,仰望着母亲,看上去他有所触动,一个膝盖下意识地抬了起来,另一个膝盖却服从向下的惯性,按兵不动。母亲出门后他慢慢地站起来,我冲出了房间,父亲发现了我,羞惭的表情从脸上一闪而过,他拍着膝盖,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闹着玩的,东亮,你最近为什么不甩石锁了?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就说出了两个字,没用!
什么有用没用的?锻炼身体嘛。父亲弯着腰站在大枣树下,讪讪地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苦笑了一声,是没用,东亮你说对了,什么都没用了,我们这个家快要散了,你母亲,迟早要跟我决裂的。
我不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父亲回家后,一种幼稚而紊乱的理性让我摇摆不定,有时候我同情母亲,更多的时候我怜悯父亲。我盯着父亲衬裤膝盖处的两块黑印,目光小心地向上攀升,我看见他衬裤的褶皱凸显了一个中年男子阳具的形状,斜向下垂,垂头丧气的,像一个毁坏的农具挂在干瘦的树上。我不知道父亲勃起时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父亲搞了多少女人,时间,地点,细节,她们都是什么样的女人?一些幽深而复杂的联想遏制不住,我的目光鬼鬼祟祟,引起了父亲的警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衬裤,厉声问我,东亮你在看什么?你往哪儿看?
我吓了一跳,赶紧转过脸去,说,我看什么了?我什么也没看。
父亲恼怒地扯了一下自己的衬裤,撒谎!你告诉我,刚才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躲避着父亲的目光,嘴里申辩道,你又看不见我脑子,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什么也没想。
父亲说,还嘴犟?你脑子里一定在动什么坏念头,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我被他逼急了,横下一条心,对着他嚷嚷起来,妈妈说得对,公狗才乱搞母狗!你到底为什么要乱搞女人?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都要怪你的——我没能说出那两个字来,父亲慌张地瞪着我,两只手掐住了我的喉咙,把那两个字消灭在我喉咙里了。即使在愤怒中,他还是保持了冷静,也许怕我窒息,很快他松开了手,在我脸上补充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他说,没想到两个月不见,你这孩子就不学好了,整天在琢磨什么?下流透顶!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也骂我下流,与母亲相比,他是没有资格骂我下流的,如果说我下流,那是因为他先下流了。我有满腹的委屈,可我不愿意对父亲说。我正要往屋子里跑,听见院门被撞开了,铁匠的儿子光明拿了个铁箍站在我家门槛上,一声声地喊着,空屁,空屁,我来营救你,我们去滚铁箍吧!
谁要你营救我?我没好气地骂了光明,滚什么铁箍?滚你妈个头去!
我父亲疑惑地看着光明,光明你过来一下,我问你,你叫我家东亮什么?
空屁。光明爽快地回答,叫他空屁呀,现在大家都叫他空屁了。
讨厌的铁匠儿子被我赶走了,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祸害,他泄露了我的绰号。我父亲对这个绰号很好奇,你为什么叫空屁?他皱着眉头审视着我,以前你没有绰号的,叫什么绰号不行,为什么要起这么难听的绰号呢?
你去街上问别人,我不知道。空屁就空屁,我不姓你的姓了——我不姓库,姓空;我也不叫东亮了,我的名字是屁,我叫空屁。
你给我住嘴,告诉我,这绰号是谁给你起的?
告诉你有什么用?你没用了。我忽然感到伤心,朝父亲嚷嚷起来,都怨你,你把我也连累了!你以后什么用也没有了,我是空屁,你也是空屁!
父亲沉默了。他走到门边,探头朝门外的街道张望了一眼,马上就把门闩上了。很好,很好,我也是空屁,你别委屈了,是我先做了空屁,你才变成空屁。他嘟囔着,突然苦笑一声,骂了句脏话,妈了个×,回到家,还是隔离审查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工作组审查我,老婆审查我,儿子也审查我!他嘴里发着牢骚,目光几次与我对接,都闪开了,他不敢看我怨恨的眼睛。
后来父亲蹲在横跨院子的晾衣绳下,打量绳子上的一堆鲜艳的演出服装。那都是我母亲年轻时候穿过的,她悉心保存着那些服装,每年冬天都要拿出来晾晒。绳子上悬挂的是春天,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有维吾尔族的小花帽、镶嵌金线的黑背心、翠绿色的灯笼裙,有藏族的半截袖、毡靴、彩条围裙,有朝鲜族妇女的白色长裙和红色腰带,还有两双芭蕾舞鞋,像四把美丽而柔软的刀子,耀武扬威地挂在绳子上。
父亲仰着头,不时地眨巴着眼睛,看得出来,他是在借助那些服装回忆母亲风华绝代的舞台生涯。他拨弄了一下芭蕾舞鞋,摘下小花帽,轻柔地掸着帽子上的灰尘,我听见他在一声声地叹气,然后他突然与我谈起了母亲的艺术才华,表情看起来非常沉重。东亮啊,你母亲最可怜,我连累了她,她什么舞都能跳,什么歌都能唱,这下哪个文艺团体也调不进去了,可惜了那么好的艺术才华!我说她不调走才好,要不然我们家谁洗衣服?谁做饭?我父亲失望地瞪着我,你这孩子没出息,光知道吃。我说,不跳舞不唱歌死不了人,不吃饭要饿死人的!父亲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这都是谁给你灌输的庸俗思想?我们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大概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适宜谈教育,教育的话题突然中止,他站起身朝我走过来。东亮,我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记在心里。他拍打着我的肩膀,说,现在我们家是非常时期呀,我告诉你,以后要想吃你母亲的饭,要想维持我们这个家庭,都靠你了,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要让她高兴,千万千万别惹她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