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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第2页）

克莱因回顾撰写本文的这一年，她了解到攻击的重要性。1927年她的另一篇文章《儿童分析论文集》在儿童的攻击冲动中找到为何早年超我会如此残酷的解释。而本文包含了关于犯罪的进一步重要论述。文中连结正常儿童身上的犯罪行动与犯罪倾向，说明了犯罪一五一十地具体呈现出早期施虐幻想，是属于正常发展的一部分。的确，克莱因强调正常儿童有许多口腔与肛门施虐幻想，因此弗洛伊德曾经提到在性器期俄狄浦斯情结时，潜意识会铸下与内在罪疚感有关的两种犯罪形式——乱伦与弒亲（父或母）。撇开创伤经验，她也主张是施虐幻想使个体产生出性交是扭曲且令人害怕的概念。在她的下一篇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对于这些施虐幻想有详尽的记述。

最后，这篇文章是由超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所贯穿，读者将会看出克莱因对于另一种冲突——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感到兴趣，爱恨冲突后来成为她的著作中普遍而主要的想法。在此我们注意到很有趣的一点，即使表面看来并非如此，但她坚信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包括每个罪犯在内。

第九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这是克莱因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几年来，她陆续报告了她的看法：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比弗洛伊德设想的要早；在《早期分析》（1923）中，她提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儿童二至三岁之间开始；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的注释中，她指出它开始的时间远早于先前所述——在生命第一年断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而她在《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中更明白地说明这点。但她在分析中所获得的发现，再次超越了先前的时间点；在这篇相对简短的文章中，她提出了一个被视为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新概念。

在她的观点中，始于断奶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掺杂各种冲动的混淆不定状态。虽然性器期的感觉正在浮现，但口腔与肛门施虐冲动在此之前占有主导地位；性器冲动只有到后期，也就是到达传统上弗洛伊德所述的俄狄浦斯情境时才开始主导发展历程。正向与逆向的俄狄浦斯情结有着密切的互动，同时牵动了儿童的内在与外在世界。再者，俄狄浦斯情结在早期出现代表着它是从自我几乎毫无发展的状况下开始的，根据克莱因对超我的新研究，它出现的时期也是早期严厉超我活跃的时期。这两个事实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婴儿还一无所知、无法表达的时候，就暴露在一种由矛盾的性冲动、施虐冲动与对性的好奇心所形成的激流中；克莱因强调这种情况中所包含的痛、恨与焦虑，以及性发展和求知欲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此外，超我的存在表示前性器期冲动所产生的罪疚感并不是源于性器期才形成的超我，这不是一种时光倒退现象，这些罪疚感直接来自于早期严厉的超我。

她也认为婴儿早期对母亲身体与身体内容的意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她的观点里，这就是女性阶段。虽然她从未将这点与后来的概念加以连结，但女性阶段在她眼中并未失去其重要性；这种与母亲关系所具有的嫉妒与独占性质，在《嫉羡与感恩》（1957）中有进一步的探讨，而后来提出的投射认同概念似乎就是女性阶段背后的运作机制。

本文中，她透过一篇记录追溯在早期俄狄浦斯关系中的一系列认同作用，并与弗洛伊德在《超我与自我》中的讨论加以连结，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时间比弗洛伊德更早。她描述男孩与女孩的性发展，虽然她不认同弗洛伊德所提，不同性别有着不同的主要焦虑的看法，她仍将自己的著作视为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中提出的新概念的拓展。来年，在《反映在艺术作品及创意冲动中的婴儿期焦虑情境》（1929）中，她举例说明了本文所描述的基本焦虑情境。在她的观点中，无论男性或女性，最深的焦虑来自攻击母亲身体的意象，儿童会想象一个怀有敌意的母亲，体内拥有一根敌意的阴茎，后来她称之为联合父母形象。她主张男孩的阉割焦虑是从这个更原始的焦虑中衍生出来的，至于女孩会害怕失去爱，也是因为担心有敌意的母亲会攻击她的身体内部而产生焦虑的结果；对于阉割焦虑和女孩的阴茎钦羡，她也提出与弗洛伊德不同的解释，虽然她论及性器期出自外显的欲望，这点并未背离弗洛伊德的想法，但她仍然强调早期对阴道存在的意识。

这些是克莱因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新发现。我们必须记得在这个时期，她所思考的焦虑仍然是一种广泛的概念，尚未分化成被害焦虑与忧郁式焦虑，更重要的是，她的主要研究焦点仍然只有恨。在1945年撰述的《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中，她区分出两种形式的焦虑，将在爱的冲动与恨并列在一起之后，她改变对某些论点的看法。这部分与其他主题在1945年文章的批注中均有所讨论。

第十章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克莱因的目标是指出在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或拟人化都是来自于内在，是透过分裂与投射作用而产生的意象。在本文记述的过程中，她说明分裂和投射也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卫，事实上，来年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她透过分析这种重要防卫的本质，对其进行探索。本文中也提出新的看法，说明移情是将内在形象分裂并投射到分析师身上。

从1926年开始，克莱因就认为超我的结构不断在改变。在此她第一次说明超我的各个连续阶段；然而这篇简短的说明混合了各种不同的概念，直到她在1935年提出忧郁心理位置的理论之后，才对精神变迁（sychicchange）有了清楚的看法。她在本文中也提出最强烈的焦虑来自于非常早期的超我，而精神病就是受到这种早期超我的压倒性影响而产生——这和她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中，发现早期超我支配了罪犯心智的想法互为补充。

第十一章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克莱因首次将创意与深层的早期焦虑连结在一起；她认为对创作的急切渴望是来自毁灭性攻击之后，想要恢复和修复被伤害的客体之冲动。几年后，这个想法在她的忧郁心理位置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本文预示了一些日后的理论建构。举例来说：她谈到（。217），在发展中，对母亲会攻击自己的恐惧，致使个体害怕失去真实而慈爱的母亲，这正好预告了克莱因后来对于焦虑内涵的演变，从偏执－类分裂变成忧郁心理位置的解释。

在后期著作《嫉羡与感恩》（1957）中，克莱因再次着眼于创造力的问题上，但是透过另一个角度解析。她在该文中推定个体经验到的第一个具有丰富创造性的客体就是哺育中的乳房，她也说明过分嫉羡对于创造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十二章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本文把一些概念精致化。一开始克莱因认为焦虑主要是抑制了能力，然而过不久，在《早期分析》（1923）里，她认为发展进程取决于焦虑解除的程度。与本文同一年发表的文章《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中，她有着更深入的思考，认为焦虑会激发创造力。从这篇针对儿童病患之精神病历程分析当中，她证明了焦虑和焦虑的修通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成为她后期理论的核心想法。此外，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理论中奠定地位的重要概念——投射认同，也在本文对象征形成与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之说明中正式登场。她指出符号形成、符号等同（symbolicequations），以及认同作用的早期形式，是个人与外在世界关系的基础。她描述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是一种逐出的机制，比潜抑更早出现，两者有着基本的差异；这种防卫的任务是对抗攻击及攻击所引发的焦虑；施虐性会给个体危险的感觉，害怕遭到被攻击客体的报复，导致自我必须把施虐性驱逐到客体身上，借此保护自己并摧毁客体。克莱因后来对这些观念的应用，记载于《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的批注中。

第十三章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1930）

克莱因将这篇短文投稿在“心理治疗在精神疾病中扮演的角色”研讨会。本文重点摘要了她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前一年里，对于儿童精神分裂与精神病根源之焦虑情境的描述，并包含两处逐字翻译。

第十四章智力抑制理论（1931）

智力抑制是克莱因一开始就深感兴趣的主题。她早期在《儿童的发展》（1921）与《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一文的讨论中顺应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智力功能是一种原欲的升华，会受到阉割焦虑的抑制。然而1923年文章的临床数据已经清楚显示她开始注意攻击幻想的抑制效果，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她主张求知本能并不是从原欲而来，而是从施虐性而来，儿童借着早期施虐性展开攻击，同时也渐渐认识母亲的身体。因此母亲的身体成为第一个知识客体。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中，她呈现另一项发现。她证明为了对抗施虐性所产生的坚实防卫，会对个体的求知欲造成普遍的抑制，例如早发型痴呆所出现的状况。

本文是唯一针对智力抑制主题的专文讨论。比起1928与1930年所提出的概念有着更完整的解释，并且包含一些新的发现。克莱因描述两套截然不同的畏虑，它们伴随着施虐攻击与抑制个体的功能而来。与母亲体内的危险状况有关的焦虑，以及这种焦虑的延伸——对外在现实的焦虑，会妨碍对外在世界的自由探索，并使个体害怕自己体内也会发生危险，特别是早期施虐超我的存在，使得个体过于恐惧，而阻碍了对自我的探索。她也指出，某些特殊形式的智力抑制就和一般性的求知欲抑制一样，可能是从对抗施虐性的防卫中产生。

至此，克莱因借由研究施虐性与施虐的后果，为智力抑制的问题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然而来年，在接受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认同生命与死亡本能的基本法则之后，她不再单独研究施虐性，转而探讨爱与恨的互相影响。后来她把焦虑分类成被害焦虑和忧郁式焦虑，至今曾经探讨与智力抑制有关的焦虑皆属于被害焦虑。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她关注的焦点放在另一群焦虑——忧郁式焦虑，并解释损伤客体所产生的忧郁与绝望会如何影响学习与工作的能力。

读者若拿本文与十多年前第一篇讨论智力抑制的文章互相比较，将会注意到有很大的改变。对克莱因而言，这似乎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可以将她多年累积的想法以书籍方式呈现。而我们也确实在来年见到《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发表。

第十五章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弗洛伊德探讨超我的经典著作《自我与本我》于1923年问世，不久之后，克莱因开始贡献由儿童分析素材而来的进一步发现。在非常小的儿童身上，她偶然发现一个出乎预料的现象——罪疚感。这使她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假设超我存在的时期比弗洛伊德认定的更早；她的看法是，超我并不是俄狄浦斯情结结束后的产物，而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就已经浮现，而她也将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提早到断奶的时候，远早于弗洛伊德的推断。她也首次叙述了早期超我：它是内射早期俄狄浦斯形象所形成的，包含了多重的认同，远比后来的超我更为残暴而原始。在《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一文，以及更详尽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当中，她解释了为什么早期超我会如此残酷，其严厉程度远超过真实父母的原因。她主张，因为儿童的施虐冲动会扭曲那些因为俄狄浦斯而内射的形象，使它们变得比原来更可怕，这些内射的可怕形象就形成了早期的超我。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她彻头彻尾地说明了一系列超我的重要观念，她认为超我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结束以后才出现，也就是说，整个性发展的过程，也包括超我发展与性格形成的过程，都是在超我存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她分别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两篇文章里，说明罪犯和精神病患的精神受到早期超我恐怖而扭曲的掌控，并于《智力抑制理论》（1931）一文中说明早期超我对智力抑制造成的严重影响。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中，她也坚定地表示，精神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非常早期的超我。

1927年以来，克莱因已经把恐惧与罪疚感分开，认为它们是超我发出的两股不同力量。然而她并没有持续使用这种区分方式，直到《儿童精神分析》（1932）一书中，她借着区别早期超我与发展完成的超我，才真正确认并讲述这两种不同力量的重要性，她解释早期超我引起的焦虑会被发展完成的良心所产生的罪疚感所取代。在同一篇文章中，虽然她仍然认为超我的形成与断奶造成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有关，但她也针对超我的形成做了简短的说明，这为她日后推翻此看法并认为超我是一种比俄狄浦斯情结更早出现的架构埋下伏笔。她假设（。127）在出生之后，吞并的过程立刻启动，而被吞并的客体则立即发挥超我的功能。

以上是克莱因至今对超我的看法的几个主要阶段。在本文中，克莱因以非常清楚的文字解说呈现出这些看法，强调对社会与个人而言，把早期可怕的超我转变成良性的道德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事。令人好奇的是，虽然从1927年以来，她就坚持早期超我的残暴性是源于儿童的施虐冲动，但是直到这篇文章中，她才使用“投射”一词来指涉这个事实；她引用以牙还牙的法则，或使用一般惯用语来描述这个现象，例如儿童的施虐冲动在他的意象中“留下印记”。本文中她的确谈到儿童将他的攻击冲动投射到他的客体上，从此刻起，她一直使用这种方式，或是使用后来的“投射认同”一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关于超我，她也愈来愈强调在1932年形成的观点，说明超我是从本我的一部分所分化出来，被自我拿来作防卫之用，并且在婴儿第一次进行口腔内射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明白地表示超我的形成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就展开；然而她矛盾地在注释251-1重申超我的开始与早期俄狄浦斯冲突有着紧密连结，仿佛还不愿意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上与弗洛伊德将超我的起源与俄狄浦斯情结紧密连结的理论做出切割。然而两年后，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超我形成的起源终于完全与俄狄浦斯情结分开来。

第十六章论犯罪（1934）